2009年爆發歐元危機，5年後的2015年4月，年輕人失業率在西班牙及希臘依然超過50%，居高不下。而南歐各國債務之大，顯示想根本解決歐元危機，還有一條漫長的路要走。2015年，希臘因政治情勢，再次引爆了債務危機。
回顧歷史，從柏林圍牆倒塌（1989年）到兩德統一（1990年）這段時間，歐洲主要各國在交涉過程中，西德總理柯爾與法國總統密特朗認為有必要盡早瞭解共同貨幣導入的可行性，歐元危機的問題根源即發端於此。法國擔心統一後的德國會更強大，想讓德國放棄使用馬克，急欲在原本僅有西德實際握有決定權的歐洲金融政策上，恢復法國的影響力。
而西德則抱持著一直以來讓貨幣統合與政治統合並行的主張，也就是以極端理想主義的立場來實現歐洲聯邦，而這與二次世界大戰後西德所處的特殊境況有關。西德將想走出過往納粹及屠殺猶太人的陰影，以及實現歐洲區內和平的夢想，寄託在民族國家的解體，也就是歐洲的統合上。對柯爾而言，歐洲統合是「戰爭VS.和平」的問題。
柯爾一心要讓德國的統一成真，但在密特朗的強烈要求下，先擱下德國一直以來的主張，轉而採行先讓貨幣統合實現的方針，在歐洲區內的政治統合尚未實現的情況下，仍導入歐元。
不過，柯爾並未放棄他的夢想，只是把導入共同貨幣當作一個台階，依然對實現歐洲統合抱有強烈希望。可是歐元雖做到貨幣（金融）統一，但也帶著（財政）各自為政的結構性先天缺陷。歐元危機的發生，就是導因於政治判斷優先於經濟合理性的錯誤。
柯爾的夢想─歐洲的統合，理應會帶來「德國的歐洲化」。但德國統一已經過了4分之1個世紀，從施洛德到梅克爾，統一後的德國所產生的變化很難被翻轉。德國，克服了東西分裂的扭曲，回復到一個國家該有的主體性。柯爾樂觀地認定德國的國家利益即是歐洲整體的利益，然而在經過世界金融危機、歐元危機之後，歐洲各國的利益產生了極大差異，使得這個樂觀的論點很難達成。若說德國外交捨棄了與歐洲各國之間的協調，固然與事實相違，但德國不會再為了愈形背道而馳的歐洲整體利益，犧牲自己的國家利益。柯爾過去所懷抱的政治統合意圖已愈來愈淡薄，「歐元．浪漫主義者」柯爾所擔負的「德國的歐洲化」，到了梅克爾，則轉變為「歐洲的德國化」。
歐洲統合與原來預想的藍圖反向而行。歐元這個體系本就有造成財富向德國集中、周邊愈形窮匱的必然性。然而歐洲並未抑制德國，結果，一個讓德國握有絕對主導權的歐洲，逐漸形成。
而被迫貧窮化的人們，對歐盟（EU）及富國，特別是德國，則充滿怨懟，醞釀著歐洲分裂的可能性。
對俄國、中國所抱持的東方憧憬
在這場危機的風暴中，普丁所採取的對抗手段，就是併吞克里米亞，這種蠻橫的行徑，明顯視赫爾辛基宣言（1975年）等國際法的秩序為無物。但是很多德國人對普丁以歷史為憑的思維與行動有親切感，所謂的「理解者」（Versteher），就是指那些絲毫不掩飾這種親切感的政治人物或評論家。
德國代表性新聞雜誌《明鏡週刊》（DerSpiegel）寫道，德國人的骨子裡多少被「東方=俄羅斯」所吸引，「對俄羅斯抱持浪漫主義」。亦即，相對於西歐的人權、自由，還有理性主義與啟蒙主義，對於豐饒卻也隱諱的東方世界總是帶著憧憬。托瑪斯曼（Thomas Mann ，德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即對西歐的理性主義有所質疑，他認為與法國（西方世界）所代表的「文明」相對，屬於東方世界的德國代表的是「文化」。
烏克蘭危機也同時讓德國人對自身認同有了疑問：「我們真的已經是西歐的一份子了嗎？」
而德國的東方大夢也追到了歐亞大陸的另一個大國中國，在中日對歷史問題認知對立的局勢下，憧憬東方的德國很容易偏向中國立場，對日本而言毋寧是個危機。
2015年3月9日、10日梅克爾的訪日，其實也印證了這種令人不安的趨勢。梅克爾總理訪日前，日本外交當局對德國抱持保留態度，因為日本擔心梅克爾會不會在歷史問題的認知上站在中國、韓國的角度，而對日本多有批評。實際上，在歷史認識這方面，德國媒體早就將安倍政權稱為「歷史修正主義」，負面報導持續不斷。
梅克爾在日期間的公開發言，大致而言相當克制。但德國總理辦公室在日本舉辦的演講會，承辦單位選的是朝日新聞社，該社當時正因為誤報從軍慰安婦問題而備受抨擊。演說內容也婉轉對安倍政府的歷史認識提出批判。在德國，不只是媒體，學者和外交官當中，批評日本「國家主義傾向」者所在多有，成見根深蒂固。
相對於對日本的否定態度，德國對位於大陸的國家，如俄國及中國，則表現出相當的共感與理解。這或許可以從經濟關係日趨緊密，以及冷戰瓦解後脫離美國影響來解釋，但其實並不全然如此，正如《明鏡週刊》所說的，這種差異更來自於本質上對大陸國家的親近感。
我們有必要向拙於處理政治現實的德國學習嗎？
日本在提及和德國相關的話題時，往往有人質疑「德國能下決心廢核，日本為何不能」、「為什麼德國不願意對希臘伸出援手」、「德國人是否重視中國更甚於日本？」希望這本書能多少有助於對這些問題的解答。
不過更根本的理由，其實是想透過這三項主題的探討，檢證前述芬蘭鎮長席特話中提及的「作夢的德國人」的性格是什麼？想看看將能源系統的革命寄望於廢核、將歐洲永續和平的夢寄託於歐元、將固有精神的故鄉往非啟蒙主義的東方世界尋根的德國樣貌。
德國人「愛作夢」的性格，在音樂與文學領域造就了豐厚的文化遺產。然而一旦面對現實問題，彆扭的性格和症頭就顯現出來。德國人的言行只要上了政治舞台，就生硬笨拙。正如作家托瑪斯．曼所說的，德國人「拙於面對政治現實」。
日本和德國所處的地緣、歷史條件大相逕庭，但兩者國力皆堪稱一方之霸，累積的能量與成熟度，對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有相當的影響力，並同樣在確立霸權並擴大時嚐過挫折。
而在當今全球化以及新興國家抬頭的世界情勢下，兩國在摸索維持繁榮的道路上有著同樣的際遇，也同時因少子、高齡化而處於社會活力衰退的關鍵時刻。兩國同為七大工業先進國（G7），在區域紛爭、環境問題、伊斯蘭恐怖主義、海盜對策、核武縮減、聯合國改革等複雜的國際社會中，有太多課題應該彼此合作，甚至已在一些議題上攜手，共同尋求解決之道。今日，德國仍是值得日本認真關注的對象。
只是，討論日德比較時，日本人很容易將德國當作借鏡，期望能用來客觀省視自己、加深自我認識。這種借鏡的期待，應該停止了。
這類「向德國看齊」的論調，至今根深蒂固，認為德國已經清算完負面歷史、與鄰近諸國修復關係，值得當作日本的榜樣。日本人喜歡德國，進而理想化德國的許多層面、以偏概全的老毛病一直改不了。即使事實上曾因此多次誤導我們的方向，這種論調依然如故。
＊作者三好範英為日本《讀賣新聞》編輯委員，曾任該報曼谷、金邊以及柏林特派員，著作有《特派員報告柬埔寨PKO：區域紛爭解決與聯合國》、《結算戰後「禁忌」的德國》、《重生的「國家」與「歷史」 後冷戰20年的歐洲》等書，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德國風險：反思德國浪漫主義的政治實踐》（玉山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