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九年，即光緒十五年己丑，康有為先生以布衣上書，請維新變法。清朝政府置之不理。康乃出京回廣州，自思孤掌難鳴，要有群眾基礎，乃可有成，就決定先從教育培養人才入手。當時有位陳千秋先生是學海堂的學生，學識廣博，已拜在康先生門下。
梁啟超中舉後，考上學海堂正課生，在學海堂認識陳千秋，陳與梁談起康先生學問如何淵博，引梁與康相見。康梁二人相談甚融治，梁亦很佩服康的學識，也就拜康先生為師。由陳千秋與梁啟超二人援引各人的親戚朋友，直到有了二十多個學生，於一八九一年，即光緒十七年辛卯，在廣州長興里設立「萬木草堂」，開始講學。一八九三年遷移衛邊街，這時已發展有四十餘名學生。我本人就是一八九三年進萬木草堂學習的。一八九四年萬木草堂遷至廣府學宮，其時已有一百餘名學生了。
康先生講學的內容，是以孔學、佛學、宋明學（陸王心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他講學重今文學，謂古文是劉歆所偽造，即如《春秋》，則尊《公》、《穀》而非《左傳》。當時，他對列強壓迫、世界情勢、漢唐政治、兩宋的政治都講。每論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並引歐美事例以作比較證明。我們最感興趣的是先生所講的《學術源流》。《學術源流》是把儒、墨、法、道等所謂九流，以及漢代的考證學、宋代的理學等，歷舉其源流派別。又如文學中的書、畫、詩、詞等亦然。書法如晉之羲、獻；羲、獻以前如何成立；羲、獻以後如何變化；詩格如唐之李、杜；李、杜以前如何發展，李、杜以後如何變化；皆源源本本，列舉其綱要。每個月講三四次不等，先期貼上通告，「今日講《學術源流》」。先生對講《學識源流》頗有興趣，一講就四五個鐘頭。
在萬木草堂我們除聽講外，主要是自己讀書、寫筆記。當時入草堂，第一部書就是讀《公羊傳》，同時讀一部《春秋繁露》。除讀中國古書外，還要讀很多西洋的書。如江南製造局關於聲、光、化、電等科學譯述百數十種，皆所應讀。容閎、嚴復諸留學先輩的譯本及外國傳教士如傅蘭雅、李提摩太等的譯本皆讀。
每天除了聽講、寫筆記、讀書之外，同學們每人給一本功課簿，凡讀書有疑問或心得，即寫在功課簿上，每半個月呈繳一次。
功課簿是萬木草堂一件重要制度。每見學生寫一條簡短的疑問，而康先生則報以長篇的批答。即以我本人而論，有一次我寫一條質疑，謂「見《論語．子罕》章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儒家哲學不言利，誠然。孟子是儒學正宗，他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但《論語．堯曰》章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憲問〉章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這類話要列舉，還有。至於仁字，更是儒家哲學的綱領，何能謂之罕言呢。」我這條質疑，不過百十個字，但康先生當年的批答，卻有好幾百字。
功課簿之外設一本厚簿，名曰「蓄德錄」。每日順著宿舍房間，以次傳遞，周而復始。各人每日錄入幾句古人格言、名句或俊語，隨各人意志之所好，寫什麼都可以。譬如寫「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等等均可。這些格言、名句除寫在「蓄德錄」外，同時用一張小紙寫出，貼在大堂板壁上。它的作用，是用以提起各人的警惕，引起各人的興趣。每隔三五個月，先生也拿去翻閱一次，藉以驗其個人思想所趨向，不無補助。
在萬木草堂我們除自己用功讀書之外，還有一種特殊工作即編書，這是協助先生著述的工作。譬如康先生要寫一部《孔子改制考》，由他指定一、二十個同學，把上自秦漢、下至宋代各學者的著述，從頭檢閱。凡有關於孔子改制的言論，簡單錄出。注明見於某書之第幾卷、第幾篇，用省屬稿時翻檢之勞。時間由編書者共同商定，每月上旬某年某月某日，中旬某月某日，下旬某月某日，自幾點至幾點，會合在大堂工作。仍坐在無靠背之硬板凳。某人擔任某書，自由選擇。一部編完，又編第二部。這些稿件，統存於書藏，備先生隨時調用。戊戌查抄萬木草堂時亦付諸一炬了。當時，所編的書《新學偽經考》四本已出版；《孔子改制考》未編成而發生政變。
萬木草堂的圖書閱覽室叫書藏，是以康先生所藏書為基礎，同學們家藏的書，則自由捐獻。「捐入書藏」，是當日草堂同學一句口頭語。
萬木草堂裡面還有一個禮樂器庫是貯藏習禮時所用的儀器。如鐘、鼓、磬、鐸、干、戚、羽、旄以及投壺所用之竹箭等。習禮，每月一次，先生自製一套「文成舞」。鐘磬齊奏，干戚雜陳，禮容甚盛。習禮有尊孔的意義。
入萬木草堂學習的學生每人每年十兩銀子，名曰「脩金」，與其他書館一樣。但寒士則免費。如曹著偉是個窮秀才，先生不受他的脩金。徐君勉家頗富裕，且家無尊長，諸事由他主持，他每年就送三、四十兩銀脩金。
萬木草堂無考試制度。全在功課簿上窺察各人造詣之深淺，亦不分年級與班次。在舊生中舉出兩三名「學長」，以領導新生讀書。梁啟超就是一個「學長」。
草堂弟子在學習上都是非常用功的。例如康先生有名的學生陳千秋，就是一個非常努力讀書的人。他有條有理，非常愛護書籍。看書如果在房中走著看，總是用長袖子托在手上墊著書看。如果坐在桌旁看書時，就用右臂長袖把桌上塵土拂淨，才把書放在桌上。他看過的書老是很整齊清潔的。另一個學生曹著偉喜歡躺著看書，每天都拿很多書放在床邊，看後隨手放在床上，隨拿隨放，第二日又不把書歸還書架上。日久滿床都是書，晚上只好睡在書堆裡。
草堂同學在生活上是很隨便的。書籍、用具、衣著都是彼此不分的。草堂制度規定，夏天都要穿長衫，因白夏布不耐髒，大家都是穿藍夏布長衫。在街上發現有穿藍夏布長衫的青年，均是草堂弟子。有一次康先生對我們說：「諸君這樣相處很好，現在人少還可以，將來同學多時怕行不通，孟子的弟子還有偷鞋的呢。」
萬木草堂當日在社會上所起的作用，可以以梁鼎芬先生贈康先生幾首七言律中的幾句作代表：「九流混混誰真派，萬木森森一草堂。但有群倫尊北海，更無三顧起南陽。」當時科舉制度，除考「八股」外，還有一場考「經古」，是關於學問方面論述。這場關防不嚴，可以隨便互相談話，在考場中只有草堂弟子談話，其他人都在聽草堂弟子講話，這也是社會影響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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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以前，政府無干涉之事。社會人士初以我們為怪物。康先生中舉以後，才知道康有為主張廢科舉不是因為他不會作八股。而且每年草堂弟子中秀才、舉人的也不少，輿論就轉變了。萬木草堂從一八九一年開辦，至一八九八年戊戌，共八年。草堂學生連同康先生往桂林講學之後的兩廣學生，以及在上海、北京來拜門的約千人。
康先生中等身材，眼不大而有神，三十歲以前即留鬍鬚，膚色黑，有武人氣。他是蔭生中舉，是個世家子弟，但他的生活樸實。先生不住在萬木草堂，他家住在雲衢書屋，在惠愛街，距離廣府學宮相當遠，每日往返都是步行。
康先生幼年就非常喜愛讀書，曾受過嚴格的程朱教育。青年時期，博通今文經學、中國史學與佛學，棄程朱學轉崇陸王學。記得幼博世叔（即戊戌六君子中的康廣仁）同我們說：「你們先生，從小就很用功讀書，每天早晨拿五、六本書放在桌上，右手拿著一把尖利的鐵錐，用力向下一錐，錐穿兩本書，今天就讀兩本書；錐穿三本書，今年就讀三本書，每日必定要拿一錐書。他有時要完成看一錐書的任務，看書看到上眼皮閉不下來。」
康先生的精神很好。講課時總是挺著脊背坐幾個鐘頭。同學們坐了四五小時無靠背的硬板凳，下堂後即回宿舍倒在床上了，但康先生回他的屋子，即批閱功課簿。若有些非面談不可的問題，隨即傳見。倒在床上的同學最怕被傳。
廣州有五個大書院，它們的名字是學海堂、粵秀、越華、菊坡、廣雅。那時沒有學校，這五個書院，可以稱為省立研究院。他的主幹人稱為山長，地位最清高，都是輿論所歸的學術名流，由督撫聘請。總督、巡撫、學台到任，先拜山長，山長回拜。康先生每次會見他們，都帶一兩個學生同去。因為他們見面，總是談學問，常時辯論的臉紅耳赤。跟去那一兩學生，端坐旁聽，獲益不少。
假令康先生終身講學，不作政治運動，其在社會上所起的作用更大。用其所短，惜哉。
長興里和衛邊街的同學們，都是二十多歲左右的人，正是求知慾最發達的時候。腦海中本來空空洞洞，一張白紙，什麼東西都可以收納。又值方面複雜、材料豐富的《學術源流》講義以誘導之，所以同學們的思想，盡情奔放，各隨其意志之所接近，衝動之所趨向，如萬壑分流，各歸一方。
以佛學而論，可提梁伯雋作代表。伯雋名朝傑，是一個異樣的聰明人。十四歲中了一名舉人。舊說十四，滿歲數實在十二歲多。梁啟超把他引進長興里。他聽了《學術源流》的印度哲學，心儀佛法，興趣近於禪宗一派，終日靜坐，極少與同學會談。七十年前的廣州，無分冬夏，蚊子不饒人。伯雋將一把藤椅放在床上，下了帳子，讀書打坐，都在裡面。有一天，他請教康先生，現在要讀什麼書。先生說：「經書你已經讀過，讀史罷。司馬溫公的《通鑑》，繁簡得宜，其中所加之案語，條條都好。凡是『臣光曰』之下，就是他的案語，長則千數百字，短則三兩句，無一不扼要而精警，就讀《通鑑》罷。」過了二十多天，他把兩百九十四卷《通鑑》讀完，又去問先生再讀什麼書。先生心裡覺得有點稀奇，試舉其中的人物或事蹟問他，都能答覆，誠不愧為一個小怪物了。記得他作過一首〈摸魚兒〉，中有幾句曰：「蕭蕭馬鳴催日落，弄得老天憔悴。我何顧，算萬里堂堂，猶是神州土。」也不像十幾歲的孩子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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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刑法這一方面，可以陳千秋做代表。千秋字禮吉，南海西樵鄉人。西樵九十六鄉，共同組織一個「同仁局」。廣東的鄉村，每鄉一萬幾千人，並不稀奇。如新會的外海鄉，南海的九江鄉，都是十幾萬人。而且從前的人數統計，只算男丁，不計婦女。所謂一萬人云者，實在是兩萬。西樵九十六鄉，少說也有兩百多萬人口。陳千秋嘗被舉為同仁局長。彼出其商君韓非之心得，治安井然。鄉民有爭論，多半由同仁局為之處理，不必經官府。所以南海縣亦樂得省事，常與同仁局緊密聯絡，故陳千秋得以大顯其才能。
至於道家一流，則曹著偉可作代表。著偉名泰，南海人。性情近於莊、列一派，篤信虛無學說。有一次，他聞得一個人，名叫林太平，能飛行。他要訪尋此人，約我結伴。林是清遠人，該縣在廣州極北方，是山區農業地方。該地居人，都是農民。我們去的時候，已經短衣，但土人見有著鞋襪者都覺得不順眼。大概也不識得讀書人，只是聽戲時，見臺上的角色是著鞋襪的，所以有個中年人問：「你們是唱戲的吧？」引得我們大笑。那年我是十九歲，一張大圓臉。著偉和我開玩笑，說「你一定是個唱花臉的」。林太平的蹤跡不可得，便回萬木草堂了。隨後著偉獨自往羅浮，不知訪那個高行道人。在羅浮得病，回家沒有幾天就死了，年僅二十三歲。
一八九三年，著偉原在石星巢的翰墨池館。有一天，陳千秋到該處訪友，經過一房間，門未閉，牆上一副對聯曰：「我輩耐十年寒，供斯民衽席；朝廷具一副淚，聞天下笑聲。」陳覺此人甚有道理，即時拜訪。一見投契，因介紹他到衛邊街和我同年進館。著偉學問既好，辯才無礙，且有滑稽性。編書工作，徐君勉最積極。君勉名勤。逢編書日，有晏起未列席者，即入室干涉。康先生一次生病後，自書一張客約，貼在會客室。著偉仿他的語調，也寫一張客約，貼在臥室裡，請人讓他多睡一會兒，中有兩句曰：「五更未睡不能起，木虱咬傷不能起。」粵語木虱即臭蟲。墨家的無我博愛，可以梁啟超作代表。他嘗寫了一部《墨經校釋》，一部《墨子學案》。徐勤始終跟隨康先生搞政治。學問無甚特長。
一八九一至一八九四這四年間，學生之各個家庭間，均有相當不安的衝動。康先生只主張廢科舉，而學生則力攻八股文，不肯考試。於是有父兄的家庭，大不以為然。謂不過考還讀甚麼書，如果要入萬木草堂，則學費就不給了。康先生乃力勸同學們，不要如此以妨礙前途。謂：「我且過考，諸君何妨強力為之，以慰父兄之心呢。」往後乃逐漸轉變，且獲得不少秀才舉人。
七十年前的廣東教育界有所謂冬館。於歲晚務閒之時，作三個月之短期教育。此等冬館，大多是兩人合教。梁啟超嘗與韓雲台合教於佛山。但是這種冬學，一定要在文學中有相當名望的人乃能招致學生。韓亦草堂學侶也。
（原刊《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五輯，已收錄於《梁啟勳讀史隨筆》一書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