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2020年1月底開始放寬BNO身份的香港人移居當地的規定，掀起一波港人移英潮。一年過去了，他們遇到怎樣的挑戰？如何適應、融入當地社會？又怎樣繼續為香港發聲？
「我下了飛機後，就會是另一個身份。」當航班從香港起飛前往英國倫敦、手機再接收不到訊號時，在香港闖出名堂的有機農夫黃如榮才從繁鎖的農場業務回過神來。
他轉過頭，問問身旁的太太，「下了飛機後，我到底要做什麼？」
2019年香港爆發反修例風波之前，黃如榮是經常掛著招牌燦爛笑容、嘴邊離不開宣揚「本地人吃本地菜」理念的有機農場負責人。
而Charlotte則是一名穿梭香港中環、能說會道的公關經理；與愛犬影形不離的Emily是大型社福機構主任級的外展社工，以能藉工作與高風險青年同行為自豪。
一場政治巨變，迫使三人作出離開土生土長之地的艱難決擇。
英國2020年1月底開始放寬英國國民（海外）BNO身份的港人移居當地的規定，讓他們相對容易與家人移居英國，掀起一波港人移英潮。
揮別香港、移居英國時，一些擁有大學學歷、屬中產階層的港人不少面臨要捨棄在香港打拼半輩子的事業，又要忍痛告面別家園的雙重失落，對抵達英國生活後何去何從，模糊不定。
一年過去了，他們慢慢在英國安定下來，有人徹底轉行低技術職位從頭開始，有人學習融入英國社區，同時繼續為香港事務發聲。
農夫：「重新回到起跑線」
黃如榮的鄰居見他把家中後院改造成農地後，受他感染，決定把兩家圍欄拆掉，讓他也把後園部分位置改成農地。
在香港經營有機農場而聞名的黃如榮，54歲，如許多移英港人一樣，因為目睹香港2019年反修例風波以及《國安法》實施後的轉變，感受到自由等核心價值遭到吞噬，決定為兩名兒子的未來，拋下在港經營已久的事業，在2019年12月1日舉家移居英國。
昔日，他在行內創出聲望，時常有媒體訪問他推動本地農業的理念。 在前往英國的飛機上，有電視頻道剛巧播放他接受訪問的片段，在自己的農場娓娓道來耕作理想。
在英國還能再執起自己鍾愛的鋤頭嗎？ 這個問題在香港前往倫敦的十多小時航程中，一直盤旋在黃如榮的腦海裡：「究竟來到這裡生活，需要把理念放下嗎？ 」
他最後的落腳地在倫敦西南部京斯敦的新穆爾登，該處並非郊野，耕作空間有限，但他仍望奮身一試。
在新地方，黃如榮沒有數以萬計平方呎的大農場，沒有專業團隊在背後支持，他選擇在家裏的後院約四百呎大小的空間種植港人愛吃的菜心、韭菜和唐生菜。
他把那片「小農場」稱為香港農場的英國分部，並開創新的經營模式，為有意種植的客人提供菜苗、改造後院成農地的服務。
「我無法進行生產農業，就轉為服務農業；由賣菜轉作為賣菜苗；由提供蔬菜予客人到教授客人如何種植。」他說。
現時黃如榮已累積了約百名客戶，當中大多為港人，但亦有英國本地人。
為了爭取更多耕作機會和廣結志同道合的朋友，黃如榮每周皆會在當區花藝會和環保中心擔任義工，幫忙打理中心的花園和花槽，主持種植心得分享。
數月之後，他在新穆爾登農墟開始擺設攤位，獲當地的社區農圃負責人特別發分一片籃球場大小的示範土地農圃，在區內帶起種植蔬菜的氣氛。
黃如榮與京斯敦環保中心環保中心負責人Pat Dobson經常交流英國與香港兩地文化，一度聊起了英國奶茶與香港奶茶之別。
他在這裏與鄰里街坊建立關係，不會錯過介紹香港的機會。「見到每個人，我都會介紹我是來自香港，種植香港蔬菜，所以有很濃烈的香港味道。」
他的活躍更讓當地人也問他是否有意參選地方議會議員。
記者訪問黃如榮當天，他由早上九時工作到晚上天色昏暗仍未回家，有認識的鄰居主動與他打招呼，兩人除了交流種植大計，也談起了香港。
鄰居奧多霍諾問黃如榮：「你來自香港吧？ 那裏還好嗎？ 我在報紙看到說很多香港年青人都移居英國來了。」
黃如榮的語氣增加了幾分嚴肅，「你說局勢？ 糟透了。 你在新聞些看到的都是事實。 我們只是為爭取自由而站起來。」
對於黃如榮來說，在英國，即使重過新生，對香港的掛念並沒有減退，這種懷念不單是鄉愁，而是一種好像未能幫助香港的責任。他感慨地說：「感覺好像遺忘了香港，忘記了這群仍在裏面很困苦的人，很不舒服。」
但他強調，自己不會拋下以往的理念，會繼續用時間去做正確的事。 「不是因為身處的地方不同，我們就會把從前的理念拋下不顧......認為對的事，當然要用一生的時間去實踐吧！」
公關：「落差是非常大」
Charlotte指，即使移英後要轉換職業，但仍以能透過工作與社區保持聯繫感到快樂。
46歲的Charlotte在香港曾先後任職過財經記者與公共關係經理，擔心兒子接受「重愛國、輕批判」的教育，與丈夫攜兒子於2020年四月移居英國。
但她並不如黃如榮般幸運能夠重操固業，她未有信心能夠在英國重投公關職場，為生計輾轉到一家高檔連鎖百貨商店任職。 以往在地產公司領導公關團隊的中產階層，現在要適應擔任售貨員的轉變。
縱然她享受工作壓力更小，但仍說：「落差是非常大，試過多個小時沒有客人，只能站著，會感沉悶，反問自己是否能更好利用這些時間。」
英國內政部的調查顯示，透過BNO移英的港人中，69%的人持有大學學位或以上，九成的人從事文職、專業人士或經理級別以上的管理階層。
而根據英國港僑協會的統計，受訪的移英港人移居前最多是從事金融和保險、信息和傳訊和教育行業，各範疇佔整體一成左右；近四成人為中層管理職位。 但移民後，最多人從倉庫及運輸業，其次為科學和科技專業，接著會為酒店餐飲業、零售批發業，各範疇佔整體一成右左。
許多港人需要投入比先前工作技術較低的行業，而他們的語言障礙、欠奉資歷認證，成為求職最大障礙。
Charlotte對BBC中文坦言，長期目標仍然以重返公關職場為主，「長久下去，可以這樣（當售貨員）嗎？ 這是個很大的問號。」
社工：繼續幫助香港青年
Emily攜同愛犬移居薩頓，因愛犬長時間需要人照顧，難覓工作。
「我知道，自己不是能夠躺平過日子的人，」58歲的移英港人Emily（化名）說。
2019年時，Emily是民間人權組織「民權監察」的人權觀察員，經常出現在示威衝突現場，在催淚煙彌漫與弩拔劍張間，用自己的專業，站在警員和年輕示威者中間，作調解與緩和衝突工作。
示威浪潮過後，香港落實《國安法》，她的義工同僚要不被捕、要不噤聲，她在2020年4月移居英國，決定繼續發揮自己的所長，幫助有需要的青年。
在移英港人群體中，一些年輕人屬於前線示威者，因為在香港面臨控罪而在手頭拮據下移英，無法如中產專業人士般輕易找到生計和融入英國的生活。
Emily主動與在英港人教會團體聯絡，為旗下的青年短期往宿計劃服務，並為有需要年輕人配對一些願意提供免費住宿的家庭。
Emily說，她接觸的很多年輕人為了急於逃離香港，向親友借錢作簽證申請的財政能力證明，獲批後全數歸還，有人移英時口袋僅剩數千港元。
「我接到了一個案，他即將會來到英國，剛剛（從社會運動有關的案件）脫罪，有可能再被控方上訴，需要離開，但完全沒有經濟能力，只有數萬港元，還尚未繳交簽證費用與移民醫療附加費（約1740英鎊、合1.8萬港元）。」
「很多人要在一兩晚之間，決定去留，不知明天的生活會怎樣。」她說。
住宿是一大問題，而這些年輕人的精神健康，則是另一大問題。她說，多名求助者深受情緒困擾， 「過來兩年香港發生的事，對他們留下很大烙印，很多傷痕，從來沒有處理，一到埗英國，就開始爆裂。 」
有一位母親，因面臨檢控威脅，而急忙帶同兩名幼子移英，但Emily無法找到願意收留她們的義務家庭，愛莫能助。
Emily也盼望英國政府能認知到現存的社會服務空缺，能伸出援手，在這些港人到埗最初期，扶他們一把。
Emily每周會參與英國政府出資助港人融入的英文班，多結識朋友。
「期許和現實的差距」
以往華人移居英國，會依靠當地的華人團體，適應新生活，但這一代新到英國的港人，卻不多有團體性的協助，去接觸公共服務。
倫敦克尼華人社會服務中心經理林懷耀解釋，移英港人因政治立場，並不信任當地一些華人團體。
「當英國200多個華人團體發表聯署聲明支持香港《國安法》立法，香港人找誰去支持他們的融入呢？」他說。
林懷耀說，現時英國有慈善團體有意向港人提供短暫房屋，但不知從何入手去把信息傳達給有需要的人。他認為長遠支持到埗港人來說，港人成立組織才是唯一出路。
英國杜倫大學杜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江瑞婷對BBC中文表示，以往多次香港移民浪潮，皆是由對中國政權的未知與恐懼而觸發，「但現在這一波的移民潮，更多的是由親歷當權者暴力而觸發。」
「正正因為政權的暴力破壞了他們的家，他們背負著一種社會責任，一個歷史責任，要去在家園以外去建立另一個家。」
江瑞婷說，不少港人對英國抱有的期許會與他們移民後的實際經歷存在差距，但「當大家視離開為對政權的示威，他們會不敢、或不願承認這裏的生活未有預期的好」，
「而且，大家離開時，有很沉重的罪疚感」，感覺離開是捨棄了對香港的社會責任不顧，於是人在海外，有感必需投入建構香港社群。 然而，在社會提供的配套尚未完善下，要實現那份期許時步步為艱，「心理上會有很大負擔」。
「希望做到最好」
根據英國內政部數字，截至去年九月底，總共有逾7.6萬人成功申請BNO簽證，獲准移居或繼續居住在英國。不少港人聚居於曼徹斯特、雷丁與大倫敦區泰晤士河畔京斯敦、薩頓等地區。
在這些港人聚居地，英文班、興趣組、服務本地弱勢的義工團等等一個個小組漸趨成形，也為聲勢更大的為聲援香港政治情況的組織行動。
Emily正協助應當地薩頓圖書館的邀請，提議一份中文書清單，當中包括在香港因言論審查遭下架的書籍；
至於在飛往倫敦的航班上曾經忐忑一路的黃如榮，他也在反思自己的經歷。從農圃回家的路上，他說，「這一年，很用心去融入英國社會，希望做到最好......為香港人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