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與凱撒拔河》梵蒂岡拉攏中國背後的盤算：教宗方濟各的「新東方政策」

梵蒂岡與中國之間的主教任命爭議，在纏鬥數十年後可能達成歷史性突破。雙方握手言歡的場景令人感覺突兀，一方是堅持無神論的威權體制，另一方則是世界唯一宗教國，自詡上帝使徒的人權宣揚者，各自源起於東西方最古老的文明，價值觀之分歧不可以道里計。

中國兩大條件：梵蒂岡與台灣斷交、天主教中國化

中國的環球時報（Global Times）報導，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秘書長郭金才指中梵協商已到最後階段。他表示：「如果事情順利，最快可能本月底就簽訂協議。」

中梵可能簽署主教協議近期成為全球焦點，是何種驅力把中梵從光譜兩端推在一起？從中國的角度不難理解，他們的「陽謀」明擺在提出的兩大條件裡。一是希望梵蒂岡與台灣斷交，二是要求天主教中國化。引用香港榮退樞機主教陳日君的解釋，就是把龐大不受控制的地下教會，關進政府的籠子裡，接受宗教局的監控。

陳日君：把龐大不受控制的地下教會，關進中國政府的籠子裡

梵蒂岡檯面上的理由也有兩個，一是想改善天主教友在中國的處境，二是為了傳福音，進軍廣大的中國宗教市場。不過作為「被拯救對象」的地下教會非常不領情，華爾街日報（WSJ）毫不留情地提醒教廷官員去翻聖經，記取耶穌對世俗政權的教誨，讓凱撒的歸給凱撒，而非向凱撒投降。

面對教會內外質疑，匿名的教廷高層在路透社專訪中坦言，協議過程艱辛，教會大幅犧牲讓步，在中國仍是籠中鳥，每想把籠子變大些都得寸土必爭。這段話加深了教廷向中國屈膝的印象，「擴大籠子」一語卻埋下有趣伏筆。順藤摸瓜，背後儼然是梵蒂岡對中國更深層的外交戰略：教宗方濟各的新東方政策。

教廷東方政策：與蘇聯、東歐共產政權合作，維持教會運作

教廷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是指冷戰期間，梵蒂岡為了維持教會在共產國家內的運作，選擇與蘇聯、東歐的共產政權合作。梵蒂岡不公開抨擊共產政權迫害人權的行為，讓當地政府介入原屬教宗權限的主教任命，甚至曾配合匈牙利政權，撤換備受愛戴的敏真諦主教。

東方政策事後引起諸多批評，其中最擲地有聲的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傳記作者、美國學者偉傑（George Weigel）。他用蘇東共產政權垮台後的解密資料，論證東方政策完全失敗，教廷妥協讓東歐教會全盤陷入共產政權控制，梵蒂岡一無所獲，還引來共諜滲透梵蒂岡。

陳日君對東方政策的撻伐也不遺餘力，他轉述面見教宗時，教宗同意「不會製造另一個敏真諦事件」，他覺得沒有比這更切題的回應。他希望教廷懸崖勒馬，不要讓東方政策重演於中梵關係。 （相關報導： 中國將與梵蒂岡建立邦交？中國外交部對教廷派出代表團 ｜ 更多文章 ）

然而東方政策在當前教廷內部，顯然有著截然不同的崇高評價，一手擘畫東方政策的已故樞機主教卡薩羅利（Agostino Casaroli），被譽為「教宗的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他是70年代首位拜訪蘇聯和古巴強人卡斯楚（Fidel Castro）的教廷外交官，在他1967年訪問波蘭後，波蘭政府同意晉升Karol Wojtyla為樞機主教，也就是後來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親共色彩強烈的樞機主教卡薩羅利 徒子徒孫主導教廷外交政策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是促使蘇聯東歐共產政權瓦解的推手，弔詭的是，這位反共教宗上任不久，就任命親共色彩強烈的卡薩羅利當國務卿，任期從1979年直到1990年。學者從回憶錄和解密文件中推論，梵蒂岡當時成功操縱了兩手策略，一面以卡薩羅利的鴿派外交手段鋪路，一面以教宗獨特的精神感召力，鼓舞鐵幕下的人心。

目的使手段合理化，縱使卡薩羅利始終甩不開向世俗妥協的負面標籤，但他靈活的政治手腕，仍被教廷外交體系奉為圭臬。

現任國務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e）是卡薩羅利的學生，主導對中談判的教廷特使切利主教 （Claudio Maria Celli），曾是卡薩羅利的下屬，這使中梵互動過程，更像重演卡薩羅利對付冷戰的劇本。

尤有甚者，教宗方濟各本人也對卡薩羅利推崇備至。根據義媒「梵蒂岡內部通訊」（Vatican Insider）報導，方濟各2008年擔任阿根廷樞機主教，曾在講道中提起，卡薩羅利貴為樞機時，每週都會突然消失一天，暗地去少年拘留所探視年輕罪犯，方濟各認為，卡薩羅利執行外交工作，不放棄與不義的政權互動，也是出於同樣的慈悲之心。

方濟各2013年3月13日獲選為教宗，3月28日即親訪卡薩羅利常去的少年拘留所舉行彌撒，並替12個不同國籍的犯罪少年洗腳。義媒當時以斗大標題形容，「方濟各跟隨卡薩羅利的腳蹤」。

「時而是侃談價值的理想主義者，時而是精算無情的現實主義者」

2013年8月，方濟各任命帕洛林為國務卿，有天主教媒體評論，這個組合讓人立即聯想起，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卡薩羅利的搭擋，一個極負民望的強人教宗，搭配一個幹練忠誠的外交幕僚，交織出一幅讓外界難以參透的外交藍圖，時而是侃談價值的理想主義者，時而是精算無情的現實主義者。

今年2月初，土耳其總統艾爾段（Tayyip Erdogan）到梵蒂岡會晤教宗，開創59年來先例，教廷立下另一座促進對話的里程碑。但2015年，方濟各也是第一位教宗把1915年150萬名亞美尼亞人被殺形容為「種族滅絕」，讓土耳其氣得召回駐梵大使抗議。

去年11月教宗訪問緬甸，因為沒有公開積極替洛興亞難民發聲飽受質疑，他坦言是為了保持與緬甸官方的對話。12月梵廣報導，緬甸信徒時隔50年後，終於首次能在仰光舉行公開的聖誕慶祝活動，過去信徒只能在聖堂內慶祝，今後獲得當局允許開放，是為了表達對教宗來訪的敬意與感謝。

外交的基本邏輯是「相互遷就、妥協折衷」（Give and Take），世俗國家的目標不外乎錢與權，但梵蒂岡國徽上有兩把鑰匙，分別象徵天上與地上的權柄，這讓它的取捨很難放在同一把尺上衡量。 （相關報導： 中國將與梵蒂岡建立邦交？中國外交部對教廷派出代表團 ｜ 更多文章 ）

現階段看來，梵蒂岡對中國拚命伸出橄欖枝，只有Give沒有Take，但正如卡薩羅利自傳書名「耐心的殉道者」，教廷應是暗自期許，這套曾掀起「蘇東波」的戰略，在中國也能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