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文的前兩篇，在下已經盤點兩黨在本次能源公投的隱匿並計算相關碳排放。本文則以「永續」切入，談談當今「漂綠體制」運作現象。
一、永續發展的定義
首先，本文的標題其實是騙人的，想定義「何謂永續」註定是徒勞無功。以本次能源公投而言，即使只看三大面向經濟成本、環境成本、社會成本，所牽涉的眉眉角角，除了全知全能的上帝，應該沒人可以生出一個「完美定義」或「完美標準」讓大家遵循。不過，關於永續，廖桂賢給出了非常善巧的說法（2017: 203）
永續是過程，而非終點，永續的未來不會是一個恆久穩定的世界……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了多少……等等帳面數字固然是好用的設計規劃工具，但卻不該是永續設計的核心目標，也不見得能給我們一個高度適應力的生活環境……其綠或不綠的表現，應該取決於：這個設計案創造了什麼環境效果?又促進了什麼生態機制?
然而，在遇到不同的「生活」價值觀衝突時，本次公投最常看到的論述就是，要遵從科學至上，以實證科學數據作為最後的依歸。以此，不妨介紹一下貝克（Ulrich Beck）風險社會思維的理路。
二、從科學到風險
歷年來台灣政府說到風險治理，大致上是像這樣：某政策A具有風險（A可以是核電、大潭三接、或其他東西）。根據科學數據，A的風險極低，因此為了重要利益B（姑且假設A真的可以帶來B），基於利大於弊，我們應該接受A。然後雙方陣營開始檢查對方的科學數據跟研究方法是否真實可靠。而民眾時常被「專家」教育的就是，只要確認科學數據沒問題，我們就應該接受A。
不過，貝克所談的反思風險社會，並不是在鼓吹大家攜手信仰、發展實證科學，也不是在說要如何傳播、取得「正確科學知識」，更不是在說科技風險好可怕，什麼都不要。當然也不是在倡議我們需要英明的政府、企業施捨經費，讓產、官、學與公民彼此精益求精，共同治理風險。貝克的看家本領在於，挑戰以「機率」為基礎的風險科學，探討工業社會「人為決策」產生的巨型風險。 （相關報導： 王伯輝觀點：只相信謊言的蔡英文，聽不懂郭台銘的真話 ｜ 更多文章 ）
對於各種風險，現代國家的治理方針就是透過各種實證數據，以數據、機率為基礎，設定一個可接受值（例如，容許水泥業炸掉山頭的範圍、容許開發案剷除自然綠地的面積、容許爐渣存放在農地的數量、容許某些化學產品等等）。然而，巨型風險一旦真的化為現實災害（土石流、糧食危機、生態破壞、農地工廠火災等等），所謂的可接受值也僅淪為參考。以「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 ICRP）所設定的「既存暴露情境」（existing exposure situations）來說，乃是提供「參考值範圍」，一般民眾每人有效劑量為每年1-20毫西弗。其實已經明示，根本不可能採用固定的「科學標準」，而必須考慮各種財務與人力成本，就看誰比較倒楣遇到意外。福島核災後，福島地區的民眾標準就被日本政府設定在上限的20毫西弗（聯合國2018新聞稿）。而20毫西弗，其實是原本核電廠內員工的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