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Dawn Dorland出身底層，事業不太得志，但她決定捐出自己的一顆腎。這顆腎既不是捐給親人，也不是匹配成功的病患，而是放入捐贈鏈，由醫生和專業機構來評估、協調、分配給任何一位陌生人。
在準備捐腎的過程中，Dorland在Facebook上建立了一個私人群組，裏面有她的親友，還有她在波士頓GrubStreet寫作中心的昔日同窗和朋友。她不斷地在群組裏分享檢測和準備手術的過程，獲取關注和讚許。
手術成功後，Dorland在群組裏分享了一封自己寫給未知獲贈者的信：
「我的童年經歷過創傷和虐待，我沒有很多機會和原生家庭建立依戀。這樣的早年經歷帶給我一個積極結果就是學會共情，讓我和陌生人之間挖掘可能性的源泉。也許有更多的人希望將器官捐給家人或朋友，但對我來說，陌生人的痛苦也同樣真實⋯⋯」
以上就是最近幾週紅遍世界的一篇新聞報導的開篇，一則以器官捐贈開始的故事，延展出種族、階層、文學、友誼、隱私與創作自由的種種話題，攪翻了中英兩個世界的輿論場。這個故事原刊登在《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上，題為《誰是壞的藝術朋友？》（Who is the Bad Art Friend?）。報導激起強烈反響之後，《紐約客》、《大西洋月刊》等媒體也紛紛下場，繼續挖掘。不同版本的中文翻譯也在互聯網上流傳著。
Dorland的腎沒有白白地等在冰櫃裏，而是很快找到了匹配者。Dorland也將這封信公開，並四處進行公益演講。
而在她最初分享捐腎過程的Facebook群組裏，她發現有個朋友一直沈默不語，從來沒有給她按過讚。她感到失落並不解，於是寫了郵件問候：「你知道我在夏天捐了一個腎吧？」對方淡淡地回覆，「在Facebook上看到了，你真了不起。」
那個朋友叫做Sonya Larson，也是一位作家。她是白人和華人混血，種族和膚色亦一直貫穿於Larson的創作，她的小說裏常出現一位名為春桃（Chuntao）的華裔女性，描寫的也是少數族裔在與白人主流文化磨合過程中的困惑與艱難。和Dorland比起來，Larson的寫作事業成功得多，她有成熟的作品，並十分活躍，常在文學活動上充當種族多元化的角色。
然後，Dorland從其他朋友那裏得知，Larson寫了一個關於捐腎的小說。
她去追問Larson，為什麼在群組裏從不吭聲，卻進行了相關題材的創作。Larson回覆，小說的部分情節確實受到了Dorland捐腎的啟發，但創作便是創作，「尊重對方的藝術創作自由，恰恰才是友誼的體現，也是一種信任。」
小說的主角仍是華裔女性春桃。在一場車禍之後，春桃接受了一顆來自白人女性的腎——春桃是夾在兩個文化之中少數族裔女性，而捐腎者是來自主流、優越階層的白人。Larson的小說不是一個拯救的故事，而充滿了對「白人救世主」（White savior）的輕蔑和不屑，揭開了捐腎者高尚動機背後的自戀和自我感動等隱密心思。
Dorland讀後崩潰了。尤其，她看到小說中的捐腎者也寫給了春桃一封信，那封信與Dorland當時發在Facebook群組裏的信十分相似，但多了一句話：「你的生命依賴於我的餽贈。」
這篇小說被選做當年波士頓文學節「一個城市，一部作品」（One City, One Story）的作品。也就是在波士頓——Dorland和Larson的文學夢共同起步的地方，大家都讀到了這個故事。
Dorland決定反擊。她給所有Larson發表過作品的期刊、文學節和機構一一寫信，稱Larson竊取並曲解了她的故事。 她進行了長達數月的地毯式搜索，找到了這部小說的原始版本——刊載某一平台上的音頻試聽版。在這個版本裏，捐腎者寫給春桃的信，和Dorland當初的那封信一字不差。
這個事件至此沒有完結。隨著Larson與其他作家的私下聊天記錄被當作證據公開後，當事人雙方開始面對更廣泛的公共審判。
聊天記錄從Dorland在Facebook群組裏記錄捐腎過程開始。
Dorland在群組裏對大家說：我將成為無指定受益者器官捐贈大使，參加隆重的遊行活動。
Larson在私下群組信息說：她這麼持續搞下去讓人看著很不舒服，雖然這麼說人家有些邪惡⋯⋯
Larson在私下和其他作家朋友承認，她確實參考並改寫了Dorland的那封信，「那封信實在是太他媽的好了⋯⋯」她同時感到糾結，「我覺得自己既是一個優秀的藝術家，又是一個生活中的人渣。」
Larson評價那封信「好」，並非真正的誇讚，而認為這封信是「白人救世主」的典型寫照：「就她這種舉世無雙的自戀，我都可以再寫好幾篇小說，這女人簡直就是一座富礦！」
在官司進行的時候，Larson在《波士頓環球報》上發表了一篇公開聲明，表明任何同情Dorland的人都是在賦予Dorland特權。「她不应该把我小說中描寫、批判的白人救世主行為與她自己聯繫起來。但諷刺的是，她最近的所作所為恰好與我想要寫的所吻合：她明確地要求一個有色人種作家的作品給她認同和讚揚。」
參與私下群組討論的還有在中英兩個世界頗有名氣的華裔作家伍綺詩（Celeste Ng）。伍站在了Larson的這一邊：「一個少數族裔作家寫了一個故事，然後一個白人作家告訴她，『你欠我的。』」
兩方關於階層、種族的創傷被激發出來，讀者的共情與批判也由此衍生。
在美國社會，「白人救世主」是一種較為隱晦的歧視說法，指一些白人希望通過幫助、拯救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來確認自己的優越地位。捐腎過程中，Dorland在社交媒體上的行為被Larson視作「煽情」和「自我感動」，就如她在後來的小說裡寫的一樣，白人捐腎者想要與春桃見面、慶祝，實際是「想要的更多」，「想要被承認，或者感激，或者認可，或者愛」。
因此，Larson毫不留情地在小說中寫道：春桃覺得捐腎者是「世界上最友好的婊子（the kindest bitch on the planet）但看到對方流下的眼淚，只好說著，「人們崇拜你，」然後和對方在沙發上自拍。
春桃的故事被理解為是Larson的伺機反擊。但不是所有人都認可「白人救世主」的解讀——畢竟這是一個人捐出了自己的腎。《紐約客》非常嚴厲地批評了Larson對這一情節的處理，稱這是「一個作者所能創造的最卑鄙的符號」。但Larson在接受《紐約時報雜誌》採訪時表示，面對Dorland的指責，她最大的不滿就是，這些指責讓人們的注意力從她想要講述的故事中移開——沒有人再關注她想傳遞的種族和女性議題，而只糾結於她是否抄襲了Dorland的信。
同時，「打少數族裔牌」（play minority card）的批評聲淹沒了Larson，人們認為她在「扮演受害者」。她也因為大量的不滿留言而關閉了自己的社交媒體。
「在這場爭論中，無論是Larson還是伍綺詩，都沒有考慮階級的因素。她們二人是在繁榮的中西部郊區長大的，而Dorland的童年充滿了貧窮、虐待和創傷。伍和Larson都沒有意識到，她們較為優越的背景提供了令Dorland羨慕的自信和安全感，卻把Dorland貶低為關於種族的陳詞濫調——白人救世主。要知道，對於在貧困和受辱的條件下長大的人來說，渴望的感覺永遠不會消失。」這篇報導之後，有一位讀者這樣留言。
失落的白人階層是近年美國社會關注的話題之一。數年前有《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描述低收入白人群體因酗酒、毒癮等問題靠領社會救濟過活的現狀。在美國社會觀念日趨割裂的當下，很多人認為是經濟地位較高的亞裔奪去了他們的工作，視亞裔和移民為他們生活困窘的始作俑者。
但衣食無憂不代表就可以被主流社會接納。報導的作者、也是刻畫美國社會問題的知名作家Robert Kolker寫道，「和Dorland一樣，Larson也認為自己是一個生活的局外人（outsider）。」
少數族裔經常用「永遠的局外人」來形容自己在美國社會中的境遇，無關階層。出身上海的作家錢佳楠曾經表示，外界以為美國文學界種族多元、百花齊放，但實際上族群之間存在深刻的「隔離」。例如，湯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的作品《女戰士》（The Woman Warrior）在亞裔美國人中口耳相傳，而放在白人社會卻無人知曉——「少數族裔永遠只能待在自己的那個類目裏」。美國社會普遍接受的是《憤怒的葡萄》、《莫比·迪克》式的「偉大的美國史詩小說」，但這些故事裏，找不到少數族裔的身影。更現實一些，錢佳楠說，「你去書店找哈金、李翊雲的小說，它們是被放在美國作家的分類裏，還是外國作家的分類裏？書店的人也很困惑。」
「在一個由白人主導的領域裏搞創作所遇到的困難和創傷，已經可以到令人癱瘓的程度了。」也有讀者這樣留言，「伍和Larson在私下聊天裏的那些吐槽實在太正常不過。」
不幸的是，Larson和Dorland都將對體制和系統不公的不滿轉移到了個體身上，又無法應對自己作為個體的限制、需求和特質。在如此複雜的互動中，於是很難計算究竟什麼算是歧視，什麼算是反擊，什麼算是純潔的善意。
「我認為她們都把愛和崇拜混為一談了。」談及自己筆下的捐腎者和受贈者，Larson告訴《紐約時報雜誌》，「他們都把愛看成是一種必須去得到的東西；愛並不存在於他們的內心。」時報評論道，在Larson的小說裡，愛，或者認可，被看成了一種商品——可以治癒所有痛苦的珍貴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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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Dorland本人不這麼認為。她告訴時報，她最自豪的時刻並不是手術本身，而是自己通過了作為捐贈者必須經歷的生理和心理考核。「我不是為了治自己的『病』才去捐腎的。我這樣做是因為我已經『痊癒了』」，她頓了一下，「我是這樣覺得的。」（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