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所講「生平資料隱晦不清」的一些人，在我童年記憶中，有兩人是我家的常客，與父親關係非比平常。
失敗者回憶錄16：父親與淪陷區話劇
居溫哥華的Tommy Tong ，在我談淪陷區生活的文後留言：「真實見證。於廿多年前曾做印刷工作！某天早上有一老者拿了一本手寫小册來打價，他說成品後免費派閱。我在午飯時揭閱之。內容是老者感恩汪精衛在偽满區，生活設施充足，飲食充裕，治安完善！能令他們得以安逸生活。印此小册感謝汪精衛並為他平反。」
我不懷疑侵華時期的日軍殘暴，但汪政權力圖在淪陷區為老百姓建立緩衝，則不能輕易否定。戰後承受漢奸罵名，不止是汪政權的頭面人物，更包括許多當時與汪政權有關連的人。他們或有利己目的，但也不排除有「曲線救國」之心。
淪陷時期的文學、電影，已有不少人書寫。唯獨淪陷時期的舞台戲劇活動，寫的人較少。但實際上很重要。在淪陷區，由於日本對英美宣戰，電影院沒有了西方的片源，加上拍電影投資大，國產片蕭條，電影院紛紛改為劇場，話劇就有了空前發展的空間。中國劇運在抗戰期間，無論淪陷區或國統區，對社會都有重要影響。終戰前一年，上海的重要劇團多達20家，更有不少跑碼頭的劇團，在各地輪番演出。
2015年臺灣大學戲劇系教授邱坤良發表長篇論文《附逆與抗敵：汪精衛政權的戲劇界》，是至今讀到較全面和不帶成見地對這時期話劇活動的論述。
這篇論文的最後段落提到：「與日軍或汪政權有關的戲劇工作者，李萍倩、張善琨、屠光啟戰後並未成為『漢奸』，至於戴策、周雨人、李六爻諸人下落不明，連他們的生平資料也隱晦不清， 他們在終戰已經離開人世？隱姓埋名，平安過日子？皆值得做後續研究。」
這裡所講「生平資料隱晦不清」的一些人，在我童年記憶中，有兩人是我家的常客，與父親關係非比平常。一是戲劇家和劇評家李六爻，另一是在汪政權任高官的戴策。在邱坤良這篇長文中，我還看到我父親那時的名字——李炎林。
邱文說，「1942年成立的南京劇藝社（南劇），同仁不乏左翼的上海戲劇協社成員（如戴策、李炎林），算是較專業的戲劇團體，可視為汪政權的代表性劇團。」南劇社長戴策，1940年汪政權成立時，在外交部長褚民誼底下擔任僑務局長，被外界視為褚的四大金剛之一。1942年4月，南劇演出由李炎林導演的莫里哀《偽君子》。南劇每月接受汪政權補助。南劇曾演出由重慶國民政府文化高官張道藩寫的劇本，顯示「南京與重慶意識形態的差異，並不太反映在戲劇舞台上」。
1943年初，南劇推出《怒吼吧，中國！》是明顯配合日軍和汪政權反英美的「大東亞共榮圈」國策的話劇，但夾帶民族意識。劇終在群眾高呼「打倒美英帝國主義，東亞民族聯合起來，中華民國萬歲，東亞民族解放萬歲！」台後齊唱〈參戰歌〉的歌聲中，結束全劇。
劇本根據俄國劇作家特列季亞科夫的原著，由周雨人、李六爻、李炎林等人改編，李炎林導演。李六爻任主角。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我的父親─在淪陷區和國統區倒賣物資的「路路通」 ｜ 更多文章 ）
戰後，汪政權被指為漢奸集團，由外交部高官戴策當社長並接受汪政權補助的南劇，特別是參與演出《怒吼吧，中國！》的主要成員，為避「反漢奸」風潮，隱姓埋名是很自然的事。我記得父親帶我看過演出，但後來父親都不再提起那時的事。顯然是當時認為「光彩」而戰後被社會普遍認為「不光彩」之故。戰後他棄用李炎林之名。李六爻改名李書唐，跟從父親到北平，後來又一起來香港。我與李伯伯交往很多，他1967年在香港懸樑自盡。戴策1949年後來過香港我家暫住，後來去哪裡，就不知道了。（文章發佈於2021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