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要成為一個國家的「民族英雄」，除了高水平的學術成就必不可少，往往還必須對「富國強兵」做出貢獻，儘管後者可能違背科學應造福全體人類的基本原則。台灣讀者最熟悉的例子可能是為中國打造「兩彈一星」（飛彈、核彈與人造衛星）、奠定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MD）發展基礎的「三錢」——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至於更近期的代表性人物，則非南亞大國巴基斯坦的汗恩（A. Q. Khan）莫屬。
汗恩在10日清晨因新冠肺炎病逝於巴國首都伊斯蘭城（Islamabad），享壽85歲，消息傳出，巴國舉國震悼，降半旗誌哀。依循穆斯林「速葬」傳統，政府當天就為他舉行國葬，成千上萬民眾湧向伊斯蘭城的費薩爾清真寺（Faisal Masjid），送老科學家最後一程。
汗恩把「學以致用」這句成語發揮到極致，一生事業都在擴散核武，協助打造出兩個核武國家，一個（巴基斯坦）讓他享有國葬殊榮，另一個（北韓）卻讓他成為國際社會罪人。
1974年5月，印度成為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之外第一個試爆核彈的國家，身為其天敵與世仇，巴基斯坦大為緊張，原已秘密進行2年的核武計畫急起直追，好不容易也在1998年5月加入「核武俱樂部」，而汗恩正是關鍵人物之一，因此他被許多巴國民眾視為「巴基斯坦核武之父」。
多年後汗恩回憶這段往事，自豪地說：「一個做不出縫衣針、像樣腳踏車、耐用馬路的國家，卻敢於挑戰人類最新進、最困難的科技。」
堂而皇之的頭銜往往頗有爭議，許多巴國科學家認為汗恩的沽名釣譽功力勝於濃縮鈾技術功力，另一位「汗恩」（Munir Ahmad Khan，已在1999年過世）貢獻更大，才是名至實歸的「巴基斯坦核武之父」。
但是汗恩另一個「頭銜」就無可置疑：他是20世紀全球核武擴散的首惡。北韓能夠製造核彈、伊朗與利比亞能夠來到核武俱樂部入口，都要「歸功」於汗恩。
其實汗恩1979年代協助巴國研發核武的濃縮鈾離心機（centrifuge）技術，原始設計圖就是竊取自他任職的Urenco Group荷蘭分公司。
從1989年開始，汗恩在巴國政府默許之下，做起核武技術出口的勾當，主要顧客就是當時「求核若渴」的北韓與伊朗，一方面配合國家的安全需求，一方面為自己賺得鉅額財富。
巴國與北韓的合作可謂各取所需：北韓金氏王朝拿到巴國的核武技術，打造抵抗美國、日本與南韓軍事壓力的撒手鐧；巴國拿到北韓的彈道飛彈技術，讓自家的核彈如虎添翼，抗衡天敵、世仇印度。
巴國與伊朗、利比亞的合作除了利益交換，還涉及宗教因素：巴國是第一個、也是至今唯一擁有核彈的伊斯蘭教國家，而伊朗與利比亞則是伊斯蘭世界的反美急先鋒。冷戰後期，巴國曾與美國密切合作，假手鄰邦阿富汗的「聖戰士」（mujahideen）對付入侵的蘇聯紅軍，但是1990年雙邊關係急轉直下，蘇聯已經撤軍，執意發展核武的巴國「利用價值」大減，美國於是祭出斷絕軍事與經濟援助的制裁，讓巴國痛心疾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