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 — 國際調查記者聯盟繼幾年前公開“巴拿馬文件”和“天堂文件”之後，週日（10月3日）再次曝光“潘多拉文件”，揭露更多全球政要和富豪隱匿財富的情況。相比揭露多位中共高官親屬離岸資產的“巴拿巴文件”，“潘多拉文件”目前公開的59位全球政客的資料中，只有中國一位全國人大代表，以及兩位現任政協副主席的前香港特首。
此次“潘多拉文件”涉及14個離岸服務公司的近1200萬份文件，是有史以來泄露規模最大的離岸金融文件，爲何幾乎沒有中共官員上榜？是中國“打虎”顯成效？還是中國權貴另闢他徑？
數十位世界領導人躺槍，中國政客寥寥無幾
總部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際調查記者聯盟週日披露的“潘多拉文件”，揭露了9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330多名公職人員的祕密交易和隱藏資產的情況，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捷克總理安德烈·巴比斯和約旦國王阿卜杜拉等35位國際領導人的離岸財富。
國際調查記者聯盟說，此次調查由全球150家媒體600多名記者參與，史上規模最大，揭露的離岸賬戶持有人數量也是“巴拿馬文件”揭露的兩倍多。新材料來自14家獨立的金融服務公司的2.9萬個離岸賬戶，這些公司在瑞士、新加坡、塞浦路斯、伯利茲、英屬維爾京羣島和其他國家開展業務，業務時間跨度主要在1996年到2020年之間。
國際調查記者聯盟五年前曝光的“巴拿馬文件”是總部設在巴拿馬的莫薩克·馮賽卡律師事務所（Mossack Fonseca & Co.）從1970年代到2015年間的1150餘萬份內部文件。那些文件揭露了140多位國家政要及其家屬從未曝光的離岸資產，其中涉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等八位現任和前任中共最高領導人，他們的親屬被曝在海外避稅港擁有離岸公司。還有至少十多位中共副部級和省級官員也疑似牽涉其中。
不過在“潘多拉文件”現有公開的資料當中，幾乎沒有中國高級官員的身影。上海棋森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馮琪雅是唯一上榜的來自中國大陸的政客。1974年出生的馮琪雅2013年到2017年是河南省人大代表，2018年成爲第13屆全國人大的河南省代表。
據中國媒體報道，馮琪雅在2020年的全國兩會上曾提出提案，建議對各類經濟體同罪同罰，並加大民營經濟違法行爲立案和偵查力度，遏制民營企業貪腐。她在2019年的兩會上建議恢復強制性婚檢。
“潘多拉文件”顯示，馮琪雅2016年在英屬維京羣島成立名爲Linkhigh Trading Ltd的公司，目的是投資美股。公司資產價值約200萬美元，來自馮琪雅的房地產事業。Linkhigh Trading在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SEC）登記在案，但SEC紀錄顯示公司沒在運作。
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前香港特首董建華，以及同爲政協副主席和前香港特首的樑振英，是“潘多拉文件”曝光的另兩位與中國有關的政界人士。
據參與“潘多拉文件”合作調查的唯一香港媒體《立場新聞》報道，董建華及家族成員涉足至少72家離岸公司，其中董建華本人擁有2005年3月卸任特首後設立的7家，包括1家擬用作開設匯豐銀行帳戶，處理估計價值100萬美元的流動資產。
樑振英則在擔任特首期間，通過兩家離岸公司，迂迴持有一間戴德樑行日本業務公司的3成股權。樑正英2015年12月以20萬英鎊將股權售出，而他當時正在接受廉政公署調查，但他並沒有申報這些信息。
中國權貴更收斂？更狡猾？
美國執業律師、時評人高光俊認爲，此次“潘多拉文件”中披露出的中共官員之所以寥寥無幾，可能是由於“巴拿馬文件”曝光後，中國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使得有離岸公司和藏匿財富的官員更加收斂了一些。
《中國紀檢監察報》去年曾刊文警告，境外不是資產轉移的天堂。文章說，中國的相關規定要求公職人員及其配偶子女在境外工作、生活、留學，以及在境外擁有存款、房產和投資的都必須申報，2017年中共的相關規定強化了對“裸官”的從嚴處理。
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對美國之音說：“國際記者的追蹤，中國反腐力度的加大，使得中國權貴藏匿財富的行爲更加收斂或更加狡猾。”
他認爲，中國權貴在離岸藏匿財富應該是一種普遍現象，此次“潘多拉文件”沒有涉及很多中國權貴，也有可能是新文件中披露的地點和公司並不是中國權貴所使用的。
總部在紐約的盡職調查公司China Six調研部主任、前美聯社駐北京記者歐蕾珊（Alexa Olesen）曾是國際調查記者聯盟成員，負責“巴拿馬文件”項目中國部分。她不認爲此次調查揭露出來的中國權貴人數少，與中國的反腐有很大關係。
她指出，“潘多拉文件”覆蓋的時間與此前的“中國離岸金融解密”（China Leaks）、“巴拿巴文件”和“天堂文件”覆蓋的時間有重疊。不過她也猜測，這可能與客戶偏好有關，“也許他們使用的是此次泄密文件中沒有提到的其他服務提供者。”
反腐運動組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調研和政策專家瑪依拉·馬蒂尼（Maíra Martini）對美國之音說：“‘潘多拉文件’只是冰山一角，我們對於離岸財富的數額以及受益人所知甚少。有成千上萬的律師、會計師和獨立信託公司幫助他們的客戶創建和管理離岸公司和其他法律實體。”
歐蕾珊說，國際調查記者聯盟在報道中提到，在“潘多拉文件”中，俄羅斯、英國、阿根廷、中國和巴西是離岸賬戶受益所有人最多的國家。“這看起來像是，泄密文件中確實有很多與中國有關的文件，但是容易確定的中國精英不多，”她對美國之音說。
高光俊也認爲，“潘多拉文件”沒有曝光出來，並不代表中共官員就是清白的，而有可能是一些運作變得更難以被發現。
他對美國之音說：“海外的運作，我相信他們是轉了很多很多彎，就是離岸了很多次，公司變了很多次，……讓一般的偵查很難發現這是中國某某一個官員的。”
參與“潘多拉文件”合作調查的美國媒體《連線中國》（The Wire China）在相關調查報道中說，“潘多拉文件”揭示出中國私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如何通過設立“可變利益實體“（VIE）的離岸公司架構，在海外進行融資、收購兼併以及技術轉讓等活動。報道中提到阿里巴巴的高層管理人員設立了多個離岸實體，用於收購和融資。
報道還提到幾位中國富豪的名字，包括億萬富翁、日照鋼鐵實際控制人杜雙華如何在承認行賄之後，力拓集團仍然繼續與他交易；還有一名中國人如何在爲美團創始人提供建議後獲得價值5600萬美元的美團股票，這些股票存在一個離岸信託之中。
據瞭解，國際調查記者聯盟及其合作的媒體和記者還在繼續挖掘“潘多拉文件”海量文件中的信息。
國際調查記者聯盟表示，他們正在計劃將“潘多拉文件”中的數據整合進該組織的離岸文件數據庫（Offshore Leaks database）當中，並且預計在未來幾年還會有新的發現。
中國媒體靜悄悄
與之前相同，在中國幾乎沒有“潘多拉文件”的相關報道，在中國社交媒體平臺微博上也搜不到相關討論，只有與潘多拉文件同名的拉美小說的討論。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推特上用英文說，這些文件的披露有美國和西方情報部門的參與，並稱“他們在爲政治干預發展中國家製造新的工具。”
當年“巴拿馬文件”曝光時，《環球時報》也曾發表過類似的社評，稱文件是西方情報機構用於打擊非西方領導人，維護西方意識形態的手段。但是那篇社評很快被刪除，北京對相關內容進行屏蔽，官方幾乎沒有做出過迴應。
楊建利說，雖然“潘多拉文件”沒有涉及很多中國權貴的名字，也沒有具體打擊到他們，但是這些文件曝光的本身“就是對中國權貴整體造成一種威脅”，因爲他們有不想讓外界知道的祕密，如果調查範圍和力度加大，很可能就會牽出很多的權貴。
香港前特首樑振英星期一在臉書發聲明迴應稱，《立場新聞》的報道有誤導成份，已交給律師處理。他稱，申報制度的要求是申報直接持有的公司股權，下面各級子公司的股權持有及股權變動不必申報。樑振英還稱，在制度要求以外主動作出額外安排，將所有股權放入由專業人士管理的信託，他本人不行使作爲（包括日本公司）股東的決策權。
國際調查記者聯盟在官網上表示離岸公司也有正當用途，因此文件中披露的人和公司並不一定違反了法律。
一個公司或基金可以合法地離岸以謀求低稅率，或進行商業融資、兼併收購和納稅規劃等活動，但是如果離岸公司用於隱藏資金來源或其實際所有人，或用於洗錢或逃稅，就是非法的。
《紐約時報》的報道說，名字出現在“潘多拉文件”中不一定代表這些政要和富豪從事不法，但因文件揭露某些政治領袖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財富遭課稅及逃避公衆問責與審查，因此仍值得外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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