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官方對於毛澤東的態度一直陷於褒貶兩難的困境：一方面，毛澤東是中共王朝的「始皇帝」，如果不加以褒揚，則等於否定了這個王朝的合法基礎。但另一方面，如果褒揚過於熱烈則又有可能助長黨內「保守派」的氣焰，而否定了現行政策的合法性。
旅美歷史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余英時先生曾經撰寫過一篇名為《打天下的光棍—毛澤東與中國史》的評毛文章。
文中，他認為毛澤東可以說是集多種「邊緣」之大成的一個人：「他出身於農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邊緣；他沒有受過完整的學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識界的邊緣；他最熟悉的東西是中國的舊文史、舊小說，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邊緣；他在政治上最獨到的是傳統的權謀，但又沾到了『共產國際』的邊緣……。歷史的狡詐把他送回了邊緣人的世界，特別是他最熟悉的中國農村的邊緣世界，他的生命本質終於能發揚得淋漓盡致，這恐怕是連他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
在毛澤東120誕生週年（編者按：2013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生120週年紀念日，BBC在2013年底專訪余英時）到來之際，余英時首先談到毛澤東在江西、延安和文革這三個不同歷史時期的表現： 我覺得毛在三個時期主要是地位不同，因此表現也不同，但他內心追求的東西是一致的。在早期的時候他在黨內沒有多大地位。我看到陳獨秀晚年時在監牢裏的回憶，就說毛實際上是一個沒有什麼思想的人。還有像跟他在井岡山時期在一起的紅七軍軍長龔楚把毛描寫為實際上是「佔山為王的」傳統的造反式的人物。所以，他一心想推翻現有政治，自己作領袖，這一點始終沒有變。大家把中共在江西的失敗都歸咎於第三國際的領導不利，所以推翻了共產國際的領導，遵義會議是個重大的轉折點。這樣就把軍權交給毛了。最初一段時間，周恩來還做過一段中共的領導，但很快毛在井岡山與當地土霸發生很深的關係，利用傳統的梁山泊造反的力量來發展自己的實力，最終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裏。到了延安時期，所有大權就集中在毛一人手裏。
所以延安時候，毛就已經開始做一些文革時代的事情了。現在已經有人在研究這個事情了。比如剛剛死去的高華，他講《紅太陽是如何升起的？》就是用檔案研究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得出的結論就是延安恰恰是文革的前身，殺的人之多，不過都是些當時無名的人。因此也就沒有受到外面的注意。所以毛要想作領袖，領袖欲很強，佔山為王，然後發展自己的王朝，這在很早很早就發生了，在他身上一以貫之，只是頭一個階段他沒那麼大勢力罷了。
現在毛澤東誕生已經120年了，我們回顧一下他的一生，您認為究竟是什麼造就了毛澤東這個人呢？ 我認為是時代造成的。而時代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日本人的侵略，如果沒有日本人的侵略，毛澤東是不可能成功的。關鍵就是在西安事變，張學良把老蔣抓起來，逼他一塊兒抗日，不剿共，共產黨才得到發展的機會。所以，在文革晚期，他們在批評林彪時就提出過林彪當時曾懷疑紅旗究竟能打多久的問題了。所以，沒有抗日戰爭這個關鍵，毛澤東是起不來的。而且這一點我們也可以看其他人的採訪，比如說六個參議員（國民參政會「延安訪問團」）在1945年初去訪問延安，其中留下記錄的有（中國）青年黨領袖左舜生，也有山東學者傅斯年，他們的觀察都差不多，說毛是一個佔山為王的人物，基本上是靠傳統的打天下的那種勢力。但共產黨組織和蘇聯的支持顯然對他有很大的幫助，使他合法化了、現代化了。
那麼，怎樣理解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個對立的歷史人物呢？毛澤東最終戰勝蔣介石有無必然性呢？ 到了抗戰末期的時候，共產黨的勝利幾乎是避不開的了。也不是說必然性，就是向那個方向發展了。因為它的力量太大了，佔的天下有一億、兩億人了。不像江西時代，已經沒辦法剿滅了。在不能剿滅的情況之下，國民黨剛剛收復中國，經濟情況極壞。我那時從鄉下出來到瀋陽，到北京，後來到上海，我們所親身經歷親眼看到的就是共產黨把所有鐵路所有交通一起破壞了，跟農村的交通都是斷斷續續的，秩序已經沒辦法維持了。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知識界的人被他拉攏去了，這是左傾思想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起的作用。但不是以共產主義為號召，而是以民主自由這套東西為號召。他們認為是新民主主義的問題。
那麼，中國過去總講「得民心者得天下」，蔣介石之所以敗給毛澤東是不是因為他失去了民心呢？ 余英時認為，馬克思主義和階級鬥爭使毛的造反合法化。
這（樣說）太簡單化了。因為共產黨到上海來的時候我就在上海，一般的民心並沒有向它，只是無可奈何，只有看它發展了。也沒有特別對它有什麼畏懼，但（國民黨）已經守不住秩序了。所以就是無可奈何之下非接受不可的命運，並沒有什麼像共產黨所描寫的那樣很多人歡天喜地。
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顯現出來的「帝王性」是不是一個歷史文化必然呢？還是他的個性造成的呢？ 個性也有關係，但最大的一個是我們不要忘了，就是在國民黨時代，也就是共產黨所謂的「舊社會」，蔣介石統治的時代有一個特色，就是社會的資源、財產、土地、房屋種種，都是在老百姓手上的。政府不能把它都沒收過來，國民黨也沒有力量把它變成黨產。只有在共產黨（統治時代），把所有人民的生產資源全部收歸黨所有，也就是共產黨所有。要想吃飯你非得靠共產黨不可。只有在這種情況之下，毛澤東才能發揮他那種（帝王）威力，否則是不可能的。如果有私有財產，比如像梁漱溟在國民黨時代，社會上有勢的人、有錢的人同情他支持他的，他辦學校，講反對國民黨的話，都可以說的。在共產黨、毛澤東時代，說得很清楚，你說你要不干政協委員，看你吃什麼東西，你試試看。所以，這就是分別所在。這點是很關鍵性的，就是所有財產、所有資源都控制在一黨之手以後，而最後如何利用這些資源在黨內又被毛澤東抓在他手裏，成了他個人的決定了。
毛澤東在文革時提出要破四舊，但他本人在床邊放滿了線裝書，對中國古代的帝王權術，《三國志》、《水滸》等古書很感興趣，很有研究。您怎麼理解他的這種做法呢？ 余英時認為，習近平大概希望能夠有毛澤東那樣的權力。
這就是像我剛才說的，傅斯年在與我做的特別回憶時曾說過，毛澤東托人買一些各國的演義，不管是《三國演義》、《東周演義》，各種民間小說，他要了解老百姓的心理，希望在抓住老百姓心理中間奪取政權。所以，他奪取政權的那一套嚴格地講都是從中國來的。他的一人專政也是從讀封建古書來的，馬列主義不過是給他一個門面。他心裏想的是「造反」兩個字，後來用的是「階級鬥爭」。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和階級鬥爭使他的造反合法化了。
最後一個問題我想問，今天對薄熙來也好，習近平也好，毛澤東的遺產究竟是什麼呢？如果有遺產的話，應該如何運用呢？ 毛澤東嚴格上講沒有遺產。唯一的遺產就是一黨專政，他一個人抓。他是一個政治強人，這一點他比史達林還厲害，所以他是最強的強人。但他這個強人是靠打天下得來的，沒有打天下的，這個強人就打折扣了。所以到鄧小平時已經大打折扣了，到現在這些人都不是強人。毛澤東唯一的一個政治遺產就是一個強人把整個中國抓在手中，想怎麼做就怎麼做。這個遺產他們今天沒有一個人能夠繼承，所以他們只是嚮往而已。因為現在共產黨內部顯然有問題，有不同的勢力，不同的做法。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也有限了。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之下，習近平大概就希望能夠有毛澤東那樣的權力，這就是他所謂的遺產，但這個遺產他們沒辦法抓到。
編者注： 余英時：1930年生於天津，祖籍安徽潛山，曾師從錢穆、楊聯升，當代華人世界著名歷史學者、漢學家。2006年11月，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陳獨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安徽省懷寧縣十里鋪（今屬安慶市）人。思想家、政治人物、語言學家，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高華：（1954年－2011年12月26日），江蘇南京人，歷史學家。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寫過《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
龔楚：（1901年11月－1995年7月24日），中國廣東韶關樂昌人，與毛澤東朱德齊名的中國工農紅軍創建人和高級將領，後投降國民政府。其回憶錄曾披露紅軍殘暴的肅反內情。
左舜生：（1893年－1969年10月16日），政治活動家，歷史學家。生於長沙，畢業於上海震旦大學。與毛澤東同齡、同鄉，長期任中華書局編輯，為中國青年黨主要領袖之一。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東聊城人，祖籍江西永豐。歷史學家，學術領導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
梁漱溟（1893—1988）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著名學者、國學大師，主要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國最後一位儒家」之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