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人戰後追求人權、民主和獨立的歷史裡，在許多人的主觀感覺上，幾乎半世紀前---1970年---的刺蔣案，如果不是「上古史」恐怕也是「中古史」。個人經歷三十ニ年的流亡於1996年偷渡回國後，全心投入人權與其他社會運動，除了2003年在國家圖書館的「自覺與認同1950-1990海外台灣人運動」研討會、2009年鄭南榕墓園演講、2013年大埔「818拆政府」的凱道短講之外，很少談論刺蔣案，因此非常歡喜看到自才終於寫出以刺蔣案為主題的回憶錄。
經過1947年血腥的228，其後的清鄉、1949年開始的白色恐怖，以及1960年的雷震「自由中國」案，到1965年時，連「文星雜誌」也不獲容忍。讀者不難想像當時蔣家威權獨裁統治的「超穩定」程度。這種狀況自然極有利於蔣家自父傳子的皇朝接班計劃。國民黨內原有的派系不是被封殺、壓制、收買，就是大勢所趨，自動「知趣」，讀者只要上網查查蔣經國在這段期間接收了原有軍、情、治之外的多少中央權力機制，就不難了解他當時屈居行政院副院長，不過是照劇本演出的戲碼而已。
在同一段時間，民間社會（當時當然不會有公民社會，「人二社會」倒是有的），完全受到黨國體制的宰制，連最基本的思想、信仰、言論、結社的自由都不存在。頭腦不肯停止思想的人，開始思考另類反抗的可能；即使敏感度較低的人，下意識中也感覺得到當時令人窒息的氛圍。借用Albert O. Hirschman的話來說，既然忠誠(loyalty)與發聲(voice)都不可能，唯有出走(exit)。正好1957年蘇聯發射人類史上首顆衛星，嚇壞了美國政府和人民，其結果是大學研究所大量擴充，加上冷戰的戰略需要，從「自由陣營」招收優秀學生到美國留學也成了戰略之一。拜這一發展及其所帶來的獎學金之賜，只要成績夠好，一般家庭的子女也因此有了留美的機會。
我曾戲稱我們這代留學生為sputnik世代。這個世代還有一個特殊的機遇：他(她)們所看到的是「後麥卡錫時代」的美國。六十年代是美國內戰後最翻天覆地的一段歷史時期，而掀起這場「青年革命」的主力正是大學校園的學生。Sputnik世代所看到的絕對不止是所謂「自由陣營」的「首都」而已，還見證了美國的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新左運動、反核武運動、從運動組識內部發芽生長的第三波女權運動、生態運動、反南非種族隔離運動、校園改革運動...不少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留學生更受到對抗全球第一強權的越南人民解放運動的鼓舞。滲透於各種運動的國際主義精神，更讓來自閉鎖如蔣家冶下的台灣的人眼界大開。 （相關報導： 台權會30歲 刺蔣案主角黃文雄站台 ｜ 更多文章 ）
以我自己為例，中學讀過五家的我從來不是乖孩子，大學和研究所也不怎麽乖，出國那年還在《台灣人自救宣言》事件有個很小的角色(参見《謝聰敏先生訪談錄》) ，一到那時的美國，自然是如魚得水，一有時間機会就参與見習。這個後來擴及許多國家（歐洲、加拿大、日本...，但正在大發越戰財的「超穩定」台灣除外）的六十年代，對台灣留美學生的衝擊程度各有不同，但沒有這個Sputnik世代的人能完全逃避當時的美國和台灣之間有如晝夜的明顯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