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死後會怎樣？有天堂或地獄嗎？我煩憂的不是這種形而上的問題，而是害怕自己沒有活著的快感，沒有活過的記憶，就從這個世界上消失。
因為這個緣故，我當時很嚮往海洋學者。
我很嚮往那種不問現實利益，單純只為學問而甘冒生命危險的生存方式。若是那樣活著，我便能真切感受自己在這個世上活過。
就這點來說，我當時害怕的或許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無法照自己的意思過活，死板乏味的人生吧。
但我沒有具體的人生願景，例如想做什麼事、想成為怎樣的人，或過怎樣的生活。反倒沒有目標願景才可怕，生怕自己不知道要做什麼，就被川流吞噬似的虛度一生而後死去，這樣好嗎？
然而，人生是很諷刺的。
為了克服對死亡的恐懼，我選擇的道路竟是一種自殺。
以前我談過很多關於我母親的事，實在很難用一句話來形容她，總之就是非常勤奮，現實到不能再現實的現實主義者。什麼藝術啦哲學啦文學啦，她完全不承認這類東西有價值。對她而言，那只是浪費人生。
按我媽的想法，我未來的出路就是念完理工大學，然後去大公司上班，除此之外別無可能。在我家，她的決定絕不可違抗。所以我進明治大學理工學院時，也只想普普通通地大學畢業，去當個正經的上班族。
換言之，我被我媽的想法束縛了。
我很清楚母親為了供我上大學吃了多少苦、如何設法到處籌錢，也知道哥哥為了幫助我，犧牲了自己深造的機會，因此除了母親的想法，我沒想過還有其他選項。
不過如今想想，這或許就是我那麼怕死的原因。
正因被五花大綁，對自己的人生沒有選擇的餘地，才無法領略活著的真切感受吧。
只是畢業後，對於奔向眼前已經鋪好軌道的未來，我感受不到魅力。
我大四那年是一九七○年。大學時代適逢六、七○年代的安保抗爭，學生運動風起雲湧。那時學校被封鎖，幾乎都在停課，我也幾乎沒去大學，常窩在新宿一帶的爵士咖啡館。
爵士咖啡館裡聊的話題是當時風行的存在主義，沙特和西蒙．波娃，還有柯林．威爾遜也很受歡迎。我記得我包包裡放的是《次郎物語》，難為情到不敢拿出來。
對理工學院機械系的學生而言，那是個莫名其妙的世界，但也因為莫名其妙，反而引人嚮往。
爵士咖啡館裡也聚集了很多當時的人氣劇團「狀況劇場」或「天井棧敷」的演員。這些人熱情澎湃，喝了酒就開始針對戲劇理論進行論戰，一言不合還會打起來。
文化圈的工作通常賺不了幾個錢，他們卻如此拚命地投入表演藝術，這看在我眼裡相當新鮮。
當時只知道下町的我，看過的大人都是守著戰後的價值觀，庸庸碌碌只為了掙一口飯吃。而在那裡，我看到了擺脫這種狀況再上層樓的另一個世界，有種令人目眩神迷的文化感。於是「理工大學畢業後去大公司上班就是人生的成功之道」這套母親從戰後就一直灌輸我的價值觀，在我混爵士咖啡館之後，忽然覺得很落伍。
話雖如此，我也沒做什麼，只是去爵士咖啡館鬼混，打有點危險的工，玩賭博麻將，賺了錢就拿去喝酒罷了。
所以那個時期，我覺得自己一直在向下沉淪。
一直向下沉淪，所以也很怕死。 （相關報導： 蔡登山專文：彈指留殘篇─沈葦窗與《大人》雜誌 ｜ 更多文章 ）
雖然很憧憬文學啦戲劇啦，可是我不認為自己做得來。一直在思考自己到底是誰？該做些什麼？會不會找不到答案就這樣死掉？當時腦袋裡淨是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