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對台灣政治史而言應該是一個重要的一年，首先民進黨以壓倒性優勢贏得了總統大選，重新取回中華民國的執政權。其次則是過去團結泛藍陣營支持者的「中華民國認同」，在泛藍陣營內部開始出現大幅度的弱化。打從創黨之初就以「捍衛中華民國」為宗旨的新黨，在2017年8月的黨慶上，公開宣佈中華民國已經「亡國」，就以宣佈不再「捍衛中華民國」。
以王炳忠、林明正還有蘇恆為代表的新黨青年軍，更直接表明中華民國已經淪落為「台獨的軀殼」，沒有任何捍衛的必要了。他們還將黨歌《大地一聲雷》中的「創造新的中華民國」、「讓我民主的台灣照耀中華到永遠」以及「捍衛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大中華」等與中共意識形態的歌詞通通改掉，改為「創造新的中華輝煌」、「讓我民族的光輝照耀中華到永遠」和「捍衛中華兒女心連心的大中華」。
所有涉及中華民國意識形態的用語，如「自由」與「民主」，則通通換成「正義」與「民族」。耶魯大學冷戰史專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在他的大作《全球冷戰：全球冷戰：美蘇兩國對第三世界的干涉與當代世界的形成》（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中，以「自由的帝國」定位美國，以「正義的帝國」定位蘇聯。
筆者不知道新黨青年軍是否受到文安立的大作影響，顯然當他們將新黨黨歌中的「自由」兩字改成「正義」兩字時，他們已經宣告新黨不再是「自由世界」的一員。把「民主」改成「民族」，象徵《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必須讓位給民族主義，兩岸中國人應該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共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此一黨歌的變更，明顯是為了諂媚中國共產黨，讓許多老新黨支持者都看不下去，紛紛宣告與新黨劃清界線。轉「紅」的泛藍支持者不少，轉「綠」的泛藍支持者也大有人在，甚至先轉「紅」後轉「綠」，或者先轉「綠」後轉「紅」的人，筆者都有認識。究竟是甚麼樣的原因，導致過去高度認同中華民國的泛藍支持者出現今天這般嚴重的認同危機？請讓筆者娓娓道來。
何為「中華民國認同」？
1949年以前的中華民國，從各種意義上來看都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儘管從1937年到1945年這段長達八年的時間裡，中國境內絕大多數的軍閥曾團結在蔣中正的領導下投入對日抗戰。不過若非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拉抬了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蔣中正在這八年時間的表現其實更像是勉強把不同派系軍閥統合起來共禦外侮的「盟主」，而不是國家「定於一尊」的領袖。
所以根據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將軍的觀察，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白崇禧、張發奎、劉文輝與盧漢等軍閥對蔣中正的向心力，早已隨著日本帝國這個外侮的消失而蕩然無存。少了民族主義的刺激，不要說這些與蔣中正貌合神離的軍閥了，就連絕大多數的國民政府官員都失去了抗戰時代自我犧牲的情懷，開始貪圖個人享受而日益腐化。
只有數量約1/3的黃埔系部隊，堅決擁護蔣中正的領導地位，並在接下來爆發的戡亂戰役中英勇投入對中共的圍剿。然而黃埔系部隊作為抗日戰爭期間日軍主要的進攻對象，在內戰爆發以前本來就經歷過大規模的損兵折將。然後在經歷四年的國共內戰之後，又僅有陸軍第52軍完整撤退到台灣，其餘黃埔系部隊不是遭到共軍殲滅就是重創。
所以追隨政府來台灣的200萬外省軍民，基本上是中央軍與地方軍都有，外加遭到中共清算鬥爭的地主鄉紳，甚至於抗戰期間效忠滿洲國或汪精衛政權的「通敵者」。把他們團結到一起的，並不是對蔣中正的忠誠，而是對中國共產黨赤色革命的恐懼。從這個角度切入，相信讀者們應該能很輕易的瞭解到1949年以前沒有所謂統一的「中華民國認同」存在。
要等到中共席捲大陸之後，這些過去與中央政府游離的軍閥、鄉紳還有「通敵者」們失去了原先的地盤和武裝之後，終於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向蔣中正這位最後代表中華民族的反共領袖低頭。反而要等到中華民國失去了大陸以後，以蔣中正為領導核心的「中華民國認同」才真正在台灣、澎湖、金門與馬祖等復興基地建立起來。
鞏固「中華民國認同」的客觀條件
要鞏固以蔣中正為領導核心的「中華民國」，最大的阻礙還不是被共產黨驅趕來台灣的200萬外省軍民，而是數量達600萬的台灣本省人。在經歷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與50年代的白色恐怖之後，台灣人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態度同樣是既害怕又質疑。然而有幾個客觀條件，讓數量占壓倒性優勢的本省人無法挑戰中華民國對台灣的統治，甚至還必須要反過來支持國民黨政府。
首先是本省人缺乏足以抵抗中共犯台的武裝部隊，這意味著美國如果要避免台灣被共軍拿下，只有可能選擇與手中握有軍隊的外省人合作。考量到反對國民黨的台灣人當中，只有蔡孝乾與張志忠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有最基本的武裝力量，台灣的大家族們若想要避免自己的財產被充公，唯一的選擇就是依賴國軍保護。
儘管中華民國政府發起的「三七五減租」，已經讓不少的台灣地主們對國民黨抱怨連連，可是共產黨來到台灣的下場卻不是只有財產被充公，甚至連全家老小的性命都不保。所謂兩害相權去其輕，這些掌握台灣經濟資源的大地主們不難發現與國民黨合作才是保障他們利益的最佳手段。反對中共解放台灣，迅速成為國民黨統治集團與台灣本土精英的最大公約數。
美國在韓戰爆發後重新提供中華民國軍事保護，支持中華民國維持聯合國席位，甚至於繼續擔任安全理事會五大常任理事國的安排，也讓蔣中正有了把自己塑造成「中國唯一法統」的正當性。就如文安立所言，蔣中正一輩子經歷了各種內憂外患，唯一支撐他戰鬥下去的信念就是不斷說服他自己「我本人就是中國」（Chiang had come to believe that he was China）。
當然美國對蔣中正的承認不是沒有條件的，那就是中華民國政府必須在不妨礙反共大業的先決條件下逐步依照《中華民國憲法》走向民主化道路，於是台灣從50年代開始迎來了地方自治。台灣人首度被賦予了選出地方首長的權力，這是日本殖民統治半個世紀以來都不曾帶來的進步，如此突飛猛進的民權主義發展自然是成功鞏固了復興基地民眾對中華民國政府的認同。
「中華民國認同」的受眾為哪些人？
所謂的「中華民國認同」，其實並非是由蔣中正打造，否則的話中華民國也不會失去中國大陸。幸運的是在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台灣以後，蔣中正能依靠他那留學蘇聯歸國，並且從史達林（Joseph Stalin）身上學習到「個人崇拜之術」的兒子蔣經國來重新建構復興基地軍民對中華民國的認同。而蔣經國則將建構「中華民國認同」的目標，鎖定在1945年後成長於自由地區的戰後世代。
從1952年起身兼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蔣經國，深知1945年後成長於自由地區的戰後世代，無論本省人還是外省人都沒有經歷二二八事件或者大陸撤退的歷史記憶，對中國國民黨過去在大陸和台灣犯下的錯誤一無所知。看在蔣經國眼中，他們完全不知道也沒有辦法知道1949年以前的大陸和1945年以前的台灣是什麼模樣，就如同白紙般的純潔無瑕。
打從有記憶以來，生長在自由地區的戰後世代只聽過蔣總統，也只知道蔣總統，遠比他們的家長更容易接受政府或救國團試圖灌輸給他們的觀念，即「蔣總統就是中國」。中共的軍事威脅與美國的外交承認，更是讓他們對這樣的信仰無法提出質疑，也沒有辦法提出質疑。所有人都相信，自由中國的子民唯有團結在蔣中正的領導下，才能阻止共產黨的武力犯台。
既然蔣中正是唯一有資格代表中國，甚至於本身就是中國的化身，那麼其他任何質疑蔣中正的勢力，理所當然就是「中共同路人」。蔣經國身為史達林的學生，早已訓練大批情治人員與政工來剷除這些社會上與部隊裡的潛在威脅。或許也因為蔣經國展現出了他對台灣的強大控制能力，原本並不喜歡蔣經國，認為他是「親蘇派」的美國人更加確立了支持蔣家統治台灣的大原則。
這些接受了蔣經國的「愛國教育」，對蔣家父子有高度認同，或者曾經有過高度認同的戰後世代，便是當今台灣政壇上支持泛藍陣營的中堅力量。在2018年縣市長選舉及2020年總統大選中，媒體則更常用「韓粉」來稱呼他們。只是與40年前相比，他們不再排斥或者反對中國共產黨，甚至對中華民國的旗幟圖騰也沒有過去堅持了，這又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那麼「中華民國認同」又有哪些內容？
20世紀對全世界，尤其是飽受殖民主義侵蝕的東亞國家而言，是所謂民族主義的時代。所以蔣經國對台灣戰後世代的教育，與中國共產黨一樣是從1842年甲午戰爭失敗，清朝簽署割讓香港給英國的《南京條約》開始講起。從鴉片戰爭衍生出來的「百年國恥」，不只觸發了國父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的意志，還讓不同派系的中國人產生了難得的共鳴。
以顧維鈞為代表的北洋政府外交官，在巴黎和會上為了維護中國對山東的主權大聲疾呼，汪精衛則在1942年紀念《南京條約》簽署100周年的大典上呼籲中日兩大民族共同奮鬥，將西方殖民主義從亞洲驅逐出去，毛澤東以來的歷屆中共領導人同樣以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志業。所以蔣經國在台灣的國家認同建構工程，當然不可能排除「百年國恥」的主旋律。
不過國民黨的法統，終究還是傳承自孫中山創立的興中會與同盟會，這意味著國民政府北伐成功以前代表中華民國法統的北洋政府，必須要在蔣經國建構的國族認同中被視之為「革命對象」。所以北洋政府必須在國立編譯館出版的歷史課本上被全面否定，否則就無法彰顯蔣中正揮師北伐的正當性。由於孫中山晚年主張聯俄容共的關係，兩岸對中國近代史的詮釋直到國父去時前都大同小異。
1927年的清黨，應該才是兩岸對中國近代史論述分歧點的真正開端。在台灣的歷史課本中，洞悉蘇聯赤化中國陰謀的蔣中正與中國共產黨分道揚鑣，並成為唯一能帶領中國國民黨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意志的領袖。為孫中山先生撰寫《總理遺囑》的汪精衛，則因為抗戰時決定與日本聯手對抗英美的原因，被蔣中正父子貼上「漢奸」的標籤。
儘管蔣中正、毛澤東、汪精衛甚至於袁世凱的國族論述，都是建立在殖民列強自清末以來對中國的侵略瓜分之上，然而各個派系也必須美化各個在背後支持自己的外國勢力，以合理化自己接受外國勢力援助的歷史。於是在蔣經國打造的「中華民國認同」中，美國理所當然被描繪成自由世界的領導者與普世價值的捍衛者，呈現的是絕對的正義形象。
保釣運動對「中華民國認同」的衝擊
美國在歷史上沒有占領中國領土的前科，讓台灣戰後世代普遍接受了蔣家父子對美國形象的正面塑造。歷史課本裡的侵略者，完全由侵略中國並且導致中共壯大的日本、暗中指揮中共赤化中國大陸的蘇聯擔當。偶爾台灣也會譴責一下同屬自由陣營的英國，不過大多數時候不是譴責鴉片戰爭，而是譴責英國不顧國際道義，成為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國家。
二戰時與美國並肩抗日的歷史記憶，還有美國在戰後的富強形象，都讓台灣戰後世代一度對美國產生無限好感。70年代台灣社會一個常見的口號，就是「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所有台灣的高級知識份子，無論喜歡不喜歡蔣家父子，都以前往美國留學就業為人生的頭號目標。然而台灣戰後世代對美國的良好形象，終究還是隨著保釣運動的爆發而走向破裂。
1970年，美國尼克森（Richard M. Nixon）政府與日本佐藤榮作政府達成了將琉球群島管理權返還給日本的協議，其中釣魚台列嶼的管理權也將隨著琉球群島一起「歸還」日本。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對釣魚台列嶼的主權，在此一過程中完全沒有得到美國政府的尊重，許多台灣人逐漸發現美國並沒有國立編譯館教科書中形容的那麼良善，甚至行為表現上與傳統歐洲殖民主義國家「別無二致」。
與此同時，他們也發現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為了保住聯合國席位，並不打算以強硬姿態保衛釣魚台列嶼主權。於是有相當部份的台灣留學生，認定蔣中正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與抗戰時的汪精衛政權、簽署《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袁世凱同樣「別無二致」。這一部份的台灣留學生從而轉向，將收復釣魚台列嶼的希望寄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身上，為歷史上第一批轉「紅」的泛藍支持者。
其實這些向「左」轉的保釣人士，有相當部份也是因為看到中共即將進入聯合國，進而獲得美國外交承認之後決定「西瓜靠大邊」的投機份子。然而70年代的中共固然在外交場合上頗有斬獲，可是其內部發展卻尚未擺脫文化大革命的泥沼，民生發展上還處於一窮二白的狀態，反而是台灣正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中，自然是不可能對多數自由地區的子民產生吸引力。
「漢賊不兩立」時代的終結
直到經國先生1988年去世以前，兩岸關係的本質都沒有顯著的改變，台灣雖然開放了老兵回大陸探親，但「漢賊不兩立」的思想依舊強烈，拒絕一切與對岸的政治談判。美國與台灣的斷交，並沒有弱化台灣人民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向心力，反而讓支持政府的泛藍人士更加相信「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是自由中國戰勝中共統戰的不二法門。
自1979年中美斷交以來，「迎接自強年」之類的元旦升旗活動幾乎每年都在總統府前廣場舉辦。十大建設的成功，讓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的台灣人有十足的勇氣喊出「莫等待，莫依賴」以及「愛鄉更愛國」的口號。華沙公約組織的瓦解與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爆發，更加讓他們相信中共政權將如同蘇聯一樣走入歷史，中華民國終將和平接管中國大陸，實現「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美好光景。
然而中共政權並沒有垮台，而且還在鄧小平發表《南巡演說》以後逐漸走向穩定，靠著改革開放政策13年以來累積的能量，慢慢成為亞太地區不可忽視的經濟大國。接替蔣經國上任的李登輝，不只與中共沒有仇恨，早年還曾經是台灣籍的中共黨員。所以他力排眾議，沒有在天安門事件爆發後對遭到西方孤立的中共落井下石，反而為台商打開了投資中國大陸的大門。
也是在李登輝這位前中共黨員的允許下，兩岸於1992年的香港會台上取得「雙方都同意一個中國，但是對一個中國的內涵，雙方可以有各自不同的表述方式」的原則，並以此為基礎促成了1993年在新加坡舉辦的辜汪會談。這些參與兩岸事務協商的國民黨精英們，發現兩岸的憲法雖然排斥彼此之間相互承認的可能性，但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實質意義上卻是可以共存的。
如前所述，蔣經國的國族教育本身就是建立在中華民族的基礎上。台灣人本身與中共沒有仇恨，外省二代也從老一輩口中得知內戰的殘酷，並逐漸認知到國共兩黨在這段殘酷的鬥爭中沒有一方是真正的贏家。過往「漢賊不兩立」的信仰逐漸瓦解，泛藍支持者們逐漸相信兩岸的「兩個中國政權」可經由舉辦更多的辜汪會談，找到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統一方案。
維護中華民族主義的盟友
當然在進入90年代以後，台灣的藍營支持者對中共敵意已經大幅降低，但採取的態度依舊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他們從民族主義的角度出發，反對分裂中國的固有疆域，但是對中華民國的民主制度仍有高度信心，不認為台灣需要為了統一去接受中共的一黨專制。就連明確表態以統一為終極目標的新黨，亦以「捍衛中華民國」為口號，明確拒絕了中共「一國兩制」的倡議。
草創時的新黨不只要「捍衛中華民國」，而且還一度在黨綱內把「衝垮赤色政權」列為首要目標，是一個標準的反共右翼政黨。然而中華民國在1971年被趕出聯合國的事實，不只讓台灣失去了在國際社會上繼續代表中國的正當性，讓部份海外留學的外省二代轉而認可中共，同時還促使許多本土精英轉而認為法理台獨是確保台灣不被中共統治的不二法門。
而隨著國民黨內「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鬥爭日益激烈，身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台灣人總統與國民黨第一任台灣人主席的李登輝，決定以操弄省籍情節的方式來對抗黨內輩份比他高的外省大老。伴隨著海外歸來的台獨勢力大量滲透原本沒有特定統獨主張的民進黨，統獨對抗逐漸取代過往的左右對抗成為台灣藍綠鬥爭的本質。
李登輝推動「本土化」與「去中國化」的政策，暗中扶持民進黨為其對抗「非主流派」之側翼等做法，令自幼接受蔣經國「中華民國認同」教育長大的藍營支持者越來越不能接受。更重要的是，李登輝為了以中華民族主義為核心的傳統國民黨史觀，轉而美化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的歷史，這對支持中華民國史觀的藍營群眾而言尤其無法接受。
畢竟日本不只在歷史上曾經侵略中國，而且還與台灣存在著釣魚台列嶼的領土主權之爭，李登輝及民進黨為了鬥爭老一代外省元老去美化日本統治的言行看在藍營支持者眼中已經超越政治鬥爭的界線。倒是中國大陸從90年代開始，逐漸拋棄毛澤東與鄧小平時代的親日政策，走上極端反日的民族主義道路，讓藍營支持者們逐漸把北京視之為共同反對台獨分離主義的盟友看待。
與「中國」脫鉤的中華民國
2000年的第一次政黨輪替，從各方面看都是台灣政治史上的一個分水嶺。主張台獨的民進黨上台，讓過去堅決捍衛中華民國體制的藍營群眾第一次認知到中華民國不只是可以換黨執政的，而且還可以成為台獨分離主義勢力的「遮羞布」。如果說90年代與中國大陸的合作，還只是共同抗擊分離勢力與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那麼政黨輪替顯然讓藍營支持者認知到中華民國有可能「不再是自己的」。
中華民國的旗號、憲法與圖騰被以陳水扁、呂秀蓮為代表的分離主義者「借殼上市」，意味著「中華民國等同於中國」的概念徹底破產。多數藍營支持者雖然嘴巴上不願意承認「中國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仍堅持以「中共」或者「大陸」稱呼對岸，但是此刻他們心裡已經沒有人相信「中華民國等於中國」這套由兩蔣父子建立的法統概念。
淪為在野黨的中國國民黨，雖然一改過往「漢賊不兩立」的政策，轉而積極在民進黨執政的情況下擔當台獨剎車皮的角色，試圖維持兩岸關係的穩定，卻仍從爭取選票的角度出發，盡可能淡化自身的「中國」色彩。此一舉動更加強化了藍營群體「中華民國不等於中國」的認知，轉而默默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等於中國」與「中華民國等於台灣」的兩岸現狀。
在確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等於中國」後，認同中華民族主義的藍營支持者轉而不排斥，甚至在相當層面上認同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起來。主張中華民國民主制度為優先的藍營支持者，則轉變為「永久維持現狀者」，甚至於「獨台」或者「華獨」的支持者。此刻「討厭民進黨」，又成為了將兩股藍營分裂勢力團結在一起的共同信仰。
而連戰在2005年對北京的造訪，則被藍營支持者中的「中華民族派」視為「第三次國共合作」的開端，他們不再像過去一樣對「中共同路人」的標籤避之唯恐不及，而是將在台灣為中共體制辯護視為自己，乃至於整個泛藍陣營應有的「民族責任」。至於「中華民國派」，則在「討厭民進黨」的優先考量下暫時壓制自己內心的反共情緒，與「中華民族派」共同實現了2008年的二次政黨輪替。
令藍營群眾失望的中華民國
馬英九上台後，對外推行「親美、友日、和陸」政策，試圖在美國和大陸日益激化的對立中維持戰略平衡。對內他則試圖當全民總統，同時滿足藍綠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需要。一方面他積極出席二二八事件的相關活動，試圖以真誠道歉的態度撫平台灣的族群對立。二方面他積極與大陸爭奪對日抗戰的話語權，試圖重建「中華民國等同於中國」的法統，以恢復「中華民族派」對台灣的信心。
三方面馬英九年年要求中共正視「六四天安門」的歷史，讓「中華民國派」相信他有在捍衛華人5,000年來的第一個民主政體，不會為了民族主義拋棄民權主義。然而無論是民進黨，還是藍營內部的「中華民族派」與「中華民國派」都沒有為馬英九試圖當「全民總統」的努力所感動。他們一致認為，馬英九Please everybody等於Please Nobody。
台獨認同的趨勢，在馬英九執政的八年內水漲船高，甚至超過了李登輝與陳水扁時代的總和，從而促使了野草莓學運與太陽花學運的爆發。「中華民族派」則認為馬英九根本不該把重點放在與中共爭奪抗戰歷史話語權上，而是應該運用國民黨掌握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優勢，盡早和中國大陸展開以統一為目標的政治協商，在統獨戰場上壓垮獨派。
當然馬英九不可能這麼做，於是他成為了「中華民族派」眼中的「台獨同路人」，深藍人士心目中的「民族敗類」。至於「中華民國派」，則認為馬英九過度重視兩岸的經貿交流，卻放棄了兩位蔣總統託付給他促進大陸民主化的歷史責任。他們憂慮兩岸的過度交流，會導致「中華民族派」的勢力壓垮國民黨內部的「中華民國派」。
更何況許多「中華民族」派，雖然天天把民族大義掛在嘴邊，可實際上重視的還是中國共產黨所賦予的「經貿紅利」。他們憂慮馬英九「和陸」路線走下去只會便宜這些親共的買辦，於是許多人也放下了對民進黨的猶豫，轉而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中票投蔡英文。綠色與紅色的兩股極端勢力相互拉扯，導致藍營選民沒有辦法堅守傳統立場，走向了進一步的分裂。
「中華民國認同」的全面瓦解
又經歷了蔡英文長達四年的執政，外加川普（Donald Trump）時代美「中」貿易戰帶來的時代變局，令藍營支持者難以同時反台獨又反中國共產黨。台灣的「中華民族派」不是祖先隨蔣家撤退來台的外省第二代，就是接受了國民黨傳統民族教育的台灣本省人。要他們完全接受中國共產黨，等於否定自己的先祖與自幼接受的中華民國國族認同，本身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他們是以改革開放的1979年為分水嶺，對此前的中國共產黨，尤其是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採取全面否定的態度。對此後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則是給予全面肯定，甚至過度美化的評價。事實上中共的本質並沒有改變，「中華民族派」之所以產生這樣奇怪的認同分裂，唯一的理由不過是要合理化自己的認同矛盾。
然而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理念，在習近平帶領下看似越來越有成功的可能，他們逐漸連看待歷史問題時的反共態度都有了改變。尤其是川普發起的貿易戰，更讓過去曾經親美的他們下定決心與美國說再見，並且把美國視之為比日本、蘇聯還要更為可惡的「帝國主義者」。對美國的全面否定，讓他們也重新開始「思考」起兩蔣父子的歷史地位。
筆者認識的不少長輩，開始產生出如果1949年以後的中國仍由蔣家父子統治，就絕對不會如今天的中共一樣成為有能力挑戰美國霸主地位的世界第二大強權。就算是惡貫滿盈的毛澤東，也為中華民族打造出了不再需要害怕西方列強殖民的原子彈。他們就此揚棄了蔣經國傳授給他們的「中華民國認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國共產黨最堅定的捍衛者。
新黨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於2017年宣佈不再「捍衛中華民國」，而且還要與以國民黨為代表的泛藍陣營分道揚鑣，和中華統一促進黨、中華愛國同心會一起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色統派」。就筆者的個人觀察，凡是還會在公開場合中以「中國人」自居的深藍人士，尤其是老一輩接受過黨國教育的深藍人士如今在認同上都已全面「新黨化」。
國族認同的世代戰爭
而實際上新黨能如此快速的「紅色統派」化，除了前黨魁郁慕明為了大陸的生意決定「不演了」之外，最重要的關鍵推手還是王炳忠、林明正與蘇恆等年輕本土世代的推波助瀾。出自台灣本省家庭，並且生長於90年代的他們，本來就不像外省青年一般延續父祖輩的反共歷史記憶，反而從2008年以後的兩岸交流中獲得大量利益，拋棄「中華民國認同」對他們基本上無關痛癢。
倒是許多延續了第一代反共仇恨的第三代外省人，因為無法認同第二代外省人大規模「紅色統派」化，進一步向台灣獨立的立場靠攏。他們反共的決心或許沒有親身遭到中共迫害的第一代那麼直接，可是他們對大陸故土的認同卻也比起第一代而言薄弱許多。所以第三代的外省人不只更加厭惡中共統戰，還十分容易被民進黨的「抗中保台」口號吸引。
隨著省籍隔閡的逐漸消失，所謂「本土派」與「非本土派」的隔閡在藍營支持者內部逐漸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世代戰爭。基本上以50歲為界，超過這個年齡以上的藍營就算還沒有到親共的程度，至少也是不再堅決反共的「中華民族派」。這個年齡以下的藍營支持者，則是認定「中華民國等同於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互不隸屬的「華獨派」或「獨台派」。
認為中華民國等於中國，並且仍期待有一天可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人，只剩下日益凋零的抗戰先進，他們的年紀平均是95歲以上，還有數量非常非常少的年輕世代，比如創辦《新共和》雜誌的林家興。筆者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參加過對日抗戰的百歲老兵，詢問我到底中華民國今天還有沒有存在的價值，因為他身邊有太多的人認為中華民國是一個該讓位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朝了。
直到筆者向他保證，中華民國當然還有存在的價值，而且中國國民黨應該持續以捍衛中華民國為職志之後，老兵的內心才得到些許安慰。寫到這裡，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值得國民黨上下全體黨員給予認真思考，不該逃避的問題。如果國民黨的領袖沒有辦法站出來，告訴我們為什麼今天還要捍衛中華民國，那麼泛藍陣營被紅色與綠色分食而亡也只是遲早的事。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