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力爭以法國第五共和的雙首長制作為藍本，設計民主大憲章的中央政制。民主大憲章的最後版本，完全實現了這個想法：總統不但任命行政院長，主持行政院會議，並且還得解散國會。
我一直相信，法國的雙首長制是最適合台灣國情、最能在台灣有效運作的中央政治體制。1994年8月舉行的第三次修憲，雖然終於完成了總統直選，卻並未取消立法院對行政院長的同意權。對於這樣的結果，我是非常失望的。
兩黨合作修憲
1996年，我第2次擔任民進黨主席，忽然接到國民黨李登輝主席希望再度合作修憲的提議，真是大喜過望。因為國民黨開出的修憲項目清單，清一色是民進黨長期的政治訴求。
這個清單包括：取消行政院長任命的立法院同意權、凍省、廢除國民大會、廢除鄉、鎮市，以及停止與此相關的五項選舉。
由於國民黨中央和民進黨中央的充分合作，這些重大的進步改革訴求都成為當年12月舉行的國家發展會議通過的結論。
可以想見，反對的聲浪從四面八方撲來！
民進黨中央根據國發會的結論，提出以法國第五共和的雙首長制作為藍本的中央政制版本，參加1997年6、7月舉行的第四次修憲。黨內的反對意見和1990年為制定「民主大憲章」時的討論大同小異，但強烈許多。原因是這時民進黨在立法院的力量也遠比1990年時強大許多。
我親自帶領一個包括秘書長邱義仁、政策會執行長郭正亮、文宣部主任陳文茜在內的憲改小組，為堅定地護衛民進黨的修憲立場作理論準備。
1997年5月30日，以張俊宏、姚嘉文、林濁水、郭正亮四人的名義，發表了一篇題為「不要成為反改革的歷史罪人」的文章，對民進黨的修憲主張作了非常有力的說明。這篇文章指出當時的中央體制必將成為政局亂源。主因有三：
「首先，現行憲法賦予民選總統的職權明顯不足，與台灣人民的期待落差太大，將使民選總統與憲政體制不斷爆發衝突。目前的李登輝總統所以並未產生困擾，是因為他身兼國民黨主席，仍可透過國民黨的威權體制行使權力，但一旦新任總統不再是國民黨主席，將被迫訴諸體制外手段才能有所作為，因而造成民選總統與憲政體制的衝突。
其次，現行憲法針對行政與立法的衝突，欠缺化解僵局的機制，一旦政府不為國會或人民信任，並無任何體制內管道可以迫使政府改組。非民選的行政院長即使已經不被信任，竟然還擁有主動覆議權，而覆議必須國會三分之二多數才能否決，更使非民選的行政院長得以三分之一少數維持統治，因而造成行政與立法之間嚴重的權力失衡。
最後，現行憲法有關國會制度的規定，也有頗多缺失。舉凡質詢、調查、聽證、審計等國會職權，或是完全缺如，或是掛一漏萬，使立法院往往陷入癱瘓政府有餘、卻監督政府不足的矛盾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