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入冬後有一天，我又和前駐日代表羅福全大使及夫人享用壽司。承他們告知，著名的耶魯大學法學博士陳隆志教授的弟弟、住在紐約的法學博士陳隆豐先生要找我，陳博士本職律師，在紐約擁有銀行。羅代表特別強調，他是紐約台灣人圈的「老大」。
過了週末，電話來了，陳博士當晚剛飛抵台北。他叫我「柔縉」，沒有半點距離。他的聲音沉又厚，緩慢沒有急躁，還拉長了尾音，我的名字好像被他的呼喚深深雕鑿。
我們比對彼此的所在，很驚訝他下榻的陳大哥住所與我家竟然相距不到兩百公尺，我很熟那棟臨街的公寓建築，馬上相約二十分鐘後見。
出了巷口，我想像即將見到一位如電影《教父》般的長者，有剛強的法令紋，有莫測的深眸，或許指尖還留有雪茄的燻黃煙痕。
到了街上，斜斜的前方，路燈如樹，伴著一個不清晰的人影，但明確有教父的身形。他過街往我斜斜走來。五步之遙，即先叫我的名字，並伸出美式的熱情雙臂。等我們自然握手，那一刻，他卻失聲痛泣。
不是我預想中的紐約教父，站在面前的是一位哀傷的台灣紳士。
坐在即將打烊的餐廳裡，我聆聽了陳博士此行的目的。
兩個多月前，陳博士夫人郭玥娟女士永眠了。紐約法拉盛的房子保持原狀，唯獨多了一幅太太的掛像。他每天仍對著太太說話，想著太太的一生；想著他們每一天一起開車到律師事務所工作，形影不離；想起她一直希望完成的事，想起她曾說想找我寫娘家母親如戲劇般的人生。
幾天過後，陳博士隨即飛回紐約，他說，「我不能離開家超過一週，我要回去澆水。」婚後第一年太太的生日，他花美金九十九分買了一盆綠色小樹栽祝賀，太太天天細心看顧，四十年來始終生意盎然。
急急要趕回紐約呵護太太心愛的小植物，這件事深深刻在我的心上。「希望有人能寫出岳母的故事」，這個心意無疑出於丈夫的真情。
陳博士返回紐約，隨後，我也前往東京，拜見人生軸線波瀾起伏的郭孫雪娥女士。
初見，就有異樣感，跟我往昔訪談的八、九十歲歐巴桑很不一樣。我們隔辦公桌而坐，眼前這位八十八歲的女社長持續工作，時而翻閱報表，時而撥算盤，部屬也不時敲門進來，也遇過老客戶來訪。我有不少的時刻可以安靜觀察她。
往事就在工作縫隙中如黑白幻燈劇，一片連綴一片而出。
剛進以日本小孩為主的小學校，她上課都會打哈欠，因為當老師的爸爸早教會日文五十音，她心想「為什麼大家不趕快學會啊？」考試時，考卷要填名字，她都寫兩個，一個片假名，一個平假名，整齊並排，超前演出。到二年級，日本同學才要起步學九九乘法，她早已滾瓜爛熟，老師便指派她帶頭背誦。她說，從小學校到高雄高女，從沒有讓日本人看扁。
二十歲前後，三年之間，遭逢兩次椎心的離別，父親與丈夫先後政治性逃亡。 （相關報導： 印度之冬》2億農民「圍城戰」！大規模抗議癱瘓首都，莫迪政權面臨空前危機 ｜ 更多文章 ）
她原可以赴日念大學，原可以是醫生太太，這些都被政權更換捉弄變形。在送別丈夫的高雄港邊，抱著不足一歲的女兒，舉起她的小手，向著無邊的海上，向著不知躲在哪一艘船上的丈夫，揮呀揮，「跟爸爸說莎悠娜拉！」我問，「您哭了嗎？」她的表情嚴肅得像在指責這個懦弱的提問，「沒有！為什麼要哭！？遇到這麼不甘願的事，哭，就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