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非裔民眾佛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察殺害事件掀起怒潮，全美各地出現大規模示威，還有搶掠和暴動。美國政府應對不當引發政治危機，也影響了劇變中的國際格局。
佛洛伊德之死深刻地反映了美國幾個深層次的社會問題。
人人可持槍令警養成暴力執法傳統
首先，佛洛伊德被殺害的直接原因是警察暴力。為了對付一個神志不清、已戴上手銬、此前表現合作的「嫌犯」，居然出動三個警察壓制。被指控二級謀殺的警察沙文（Derek Chauvin）更用「跪頸」這種致命方式，就算佛洛伊德多次聲稱「無法呼吸」也不為所動。其深層次原因之一，正是警察評估面對嫌犯的風險時，習慣性地先以「最具危險性」的假設為出發點。
在美國的常識是：在警察執法現場千萬不要和警察作對，警察要你做什麼就跟著做，否則警察會毫不猶豫地掏槍射擊。美警射擊不會像香港警察那樣先對準手腳，更不會先鳴槍示警，而是直接打軀幹要害（因為面積大容易射中）。警察是否用槍，通常根據其主觀判斷，即警察覺得有危險就可以用，法官通常會採納警察的主觀判斷。
美國對警察開槍寬容的重要原因，是《憲法》第二修正案規定美國人有持槍權。在一些地方槍枝普及到幾乎人人有槍，為了防止警察被殺，也只得把每個嫌疑人都假定為持槍兇徒，允許警察先發制人地用槍。美國槍枝犯案全球第一，警察開槍也全球第一，這成為一個死結。
這也令美警養成暴力執法傳統。除了使用槍枝外，其他警具同樣威力甚大。比如電槍（taser），因其對人體的損害嚴重，在香港和台灣都不能使用，但在美國是做為「武力程度較低」的警具，被常規使用。對手無寸鐵的婦女用電槍很常見。
黑人地位在美國出現兩極化現象
佛洛依德雖不是被警察槍殺，但在示威中被提起的其他黑人被殺案件，大都與警察濫用槍枝有關。佛洛伊德的死顯然也是這種暴力執法傳統的衍生品。
其次是種族歧視。針對黑人的系統性種族歧視，在上世紀六○年代的民權運動後才逐漸減弱。從上世紀七○年代開始，美國左派提倡平權、反種族歧視及政治正確，逐步提升黑人地位。但直至現在，黑人整體的經濟水平和社會地位，還是所有主要種族中最低的。黑人地位更出現兩極化現象：一方面，少數黑人菁英取得巨大成就，包括歐巴馬（Barack Obama）當選美國總統，各種黑人娛樂、體育明星名利雙收；另一方面，絕大部分的基層黑人還居住在市中心貧民區，掙取微薄工資，依賴政府福利為生。
社會對黑人的種族歧視中，又以警察部門最嚴重，這是引發歷次暴動的直接原因。在警察部門中有種族臉譜化（racial profiling）的文化，允許警察根據膚色採取不同措施。比如一個在大街上閒逛的人，如果是白人，警察可能不理；要是黑人，警察通常會多留心或截停。截停疑犯時，如果是白人，警察可能禮貌地叫他停下；但若是黑人，可能就直接掏槍喝令。 （相關報導： 顧爾德專欄：我們大家可以和平共處嗎？ ｜ 更多文章 ）
統計學理論支持執法種族臉譜化
種族臉譜化在一些地方是合法的，一些地方不合法卻是潛規則。它之所以被很多人指責卻長期存在，關鍵原因是種族臉譜化不能說全無道理。有人用統計學來合理化對犯罪的預期：如果犯罪統計中五○％罪犯都是黑人，那麼在相同情況下，黑人的危險性確實可能更大。這叫貝葉斯統計（Bayesian Statistics）。
正是這種執法上的種族臉譜化，令黑人不成比例地成為警暴受害者。假設佛洛伊德是個白人，他相當可能會避免一死。種族臉譜化也令黑人犯罪率在統計上高於實際比例，因黑人犯罪更多地被注意和統計，進一步支持種族臉譜化的統計學理論基礎。
第三，警察暴力問題難以解決還有體制上的因素。二○一六年美國掀起「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兩黨在這個問題上立場迥異，民主黨站在支持運動的一方，川普（Donald Trump）和共和黨則以「人人的命都是命」（All Lives Matter）回敬。共和黨對警察的支持得到警察的歡心，無疑加劇警察針對黑人的暴力氛圍。
但平心而論，即使民主黨上台也無法改變這個問題。民主黨主政地區，針對黑人的警暴，並不比共和黨主政的地區要少。這次佛洛伊德事件的發生地，無論是明尼蘇達州還是明尼亞波利斯市，都是民主黨執政。
有人用民選政府目光短淺，只在乎自己任期的政績，解釋為什麼即使支持黑人民權的民主黨，也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但在明尼亞波利斯，民主黨主政已幾十年，顯然任期短也不是很好的理由。
真實原因是，警察部門是典型的「深層國家」（Deep State）。美國行聯邦制，各州有自己的警察體系，不但沒有「全國一盤棋」，連「全州一盤棋」也沒有：在各州沒有統一的警察機構。警察政出多門，各縣市都有自己的警察部門，通常直屬地方政府，彼此間沒有上下級關係，各地警察部門都是自成體系的小團體。這種結構很難打破。
疫情也是導致暴動的因素之一
警察有很強的世襲性，一家幾代都是警察的情況並不罕見（和消防部門類似），警察內部又強調紀律、服從和同袍之義，又有警察公會串聯，容易抱團形成認同上的共同體。有的警察部門領導人由選舉產生，但候選人都是從警察內部產生，熱心的投票者也都是警察；有的警察部門領導人由地方政府任命，但人選也大多從警察內部選拔。
地方政府對警察部門最有影響力的管理方式只有撥款，如這次拜登（Joe Biden）提出施加壓力就是不撥款（defund）。姑且不說不撥款不可行（會被警察公會起訴違憲），靠減少撥款也很難動搖警察部門長年累月積聚下來的傳統。
佛洛伊德之死再次掀起「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怒潮，還爆發大規模的示威暴動。其實較以往同類事件，這次明市反應算迅速：四警立即被解職，很快就提出謀殺起訴。事件變得如此嚴重，除了不少黑人所言「受夠了」（Enough is enough），還有特殊的社會、政治原因，即疫情、選舉和國際因素。
疫情導致美國全國停擺，民眾被限制外出早就憋了一肚子火；停擺導致大規模失業，很多人「手停口停」，個人財務陷入困境；疫情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基礎行業的基層藍領（不能遠程上班）要冒感染的危險上班；而在城市中心聚集居住的基層人員（以黑人居多），其擁擠的居住環境和交通環境，令他們成為疫情的最大受害群體。他們買不起醫療保險，也沒有錢醫治。這些不滿都是爆發暴動的因素。
美國司法部：有外國勢力介入
在選舉年，川普為連任，和四年前一樣打分裂牌，要樹立「維護安全秩序」的強人形象，他不但沒有安撫降溫，反而火上加油。而民主黨方面，為在全國激起反川浪潮，也不惜讓子彈飛，拜登遲遲不出來呼籲民眾克制。兩黨把國家穩定放在政黨政治之後，令人失望。 （相關報導： 顧爾德專欄：我們大家可以和平共處嗎？ ｜ 更多文章 ）
最後，國際形勢波譎雲詭，正如美國司法部所言，「外國勢力」的干預也是重要的因素。從美國的口說出來有點諷刺，但這是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