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至1990年的鄧小平主政時代，隨著中美關係的改善，臺海兩岸的關係也走向緩和，但是，鄧小平高喊「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口號的同時，始終不肯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鄧小平對臺灣的「胡蘿蔔＋大棒」政策，服從於中美關係的大局，又兼顧對臺統戰：既有原則的堅定性，又有策略的靈活性。他使中美關係能超越臺灣問題而向前發展，但面對蔣經國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鄧小平對臺統戰並無實質進展，因此不得不表示「如果一百年不行，那就一千年」。
鄧小平對臺政策，首先服從於中美關係的大局。1978年5月21日，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布若辛斯基，布氏表示卡特總統準備談判建交，「希望」中國能和平解決臺灣問題。鄧小平回答：「關於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你們要表示你們的希望，這可以；但我們也要表示我們的立場，即中國人民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解放臺灣，是中國人自己的事。」1978年10月25日，鄧小平公開表示：「美國總希望我們承擔義務，不使用武力解放臺灣。如果這樣，反而會成為和平統一臺灣的障礙，使之成為不可能。」11月2日，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把建交公報草稿交給中方，要求中國不要反對美國關於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聲明。鄧小平從策略上考慮，如果美國是單方面提希望，這不影響中國的立場，遂於12月4日告知美方：如果美國單方面提出它希望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中國可以不抗議。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兩國發表了建交公報。同一天，中國政府單方面聲明沒有重申武力解放臺灣，只是說「至於解決臺灣回歸祖國，完成國家統一的方式，這完全是中國的內政。」在中美建交公報中，中國放棄了在上海公報中「解放臺灣」的說法，而在此之前幾個月，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才明文宣告要「解放臺灣」，可見，中國是拿自己的憲法當兒戲的，到1982年中國修改憲法，才拿走了「解放臺灣」一詞。1982年通過的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只宣稱「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此後，鄧小平逐步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案，但是，他始終不肯作出不對臺灣使用武力的承諾。
「臺灣關係法」通過後，鄧小平認為該法案是對中國內政的干預。1979年4月19日，鄧小平對美國參議員訪華團說：「我們對美國國會通過的『臺灣關係法』不滿意。這個法案最本質的問題就是不承認只有一個中國，法案的許多條款表示要保護臺灣，說這是美國的利益，還說要賣軍火給臺灣。一旦臺灣有事，美國還要干預。」鄧小平認為，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政治基礎，就是承認只有一個中國，而「臺灣關係法」本質上不承認一個中國，否定了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可是，中美建交對鄧的內部權力鞏固意義重大，所以，他對「臺灣關係法」只是表示「不滿意」，並無針鋒相對的行動，也沒威脅說「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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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根總統上臺後，對臺灣態度友好。1981年1月4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史蒂芬參議員時說：「像臺灣這樣的問題，以為中國可以吞下去。吞不下去，不會吞下去的」。他威脅說「在臺灣問題上如果需要中美關係倒退的話，中國只能面對現實，不會像美國有些人所說的那樣，中國出於反對蘇聯的戰略會把臺灣問題吞下去，這不可能。」當時，雷根對蘇聯採取強硬政策，舒緩中國的壓力，這對中國國家安全有利，但是鄧小平不肯因為美國對蘇聯強硬而把臺灣問題「吞下去」，聯美反蘇和解放臺灣是不能混為一談的兩回事。如果美國執行「臺灣關係法」而導致中美關係倒退的話，中國也只能正視現實。
1981年6月16日，鄧小平會見雷根的國務卿海格，鄧警告：「擺在我們面前最敏感的問題還是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現在臺灣海峽形勢很平靜，有什麼必要不斷向臺灣出售武器？這樣的問題涉及到中國最大的政策之一，就是要統一祖國，使臺灣回歸祖國。就中國方面來說，希望發展兩國的關係。但我們也不迴避。不能不想到，假使這個干擾行動太厲害會引起相應的反應，導致中美關係停滯，甚至倒退，思想上要有這種準備。」鄧小平說得很硬氣，如果美國不理會中共的民族感情，那就讓中美關係倒退吧。
面對鄧小平的威脅，雷根政府作了讓步，最終與中國簽署了「八．一七公報」，確認美國今後「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上和數量上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的水準」，並答應對臺售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1982年9月8日，鄧小平會見尼克森時指出，發展兩國關係障礙還很多，「最大的障礙還不是向臺灣出售武器問題，比這更具有長期影響的還是『臺灣關係法』。」鄧小平始終不排除使用武力的戰略考慮，也是為了與「臺灣關係法」對抗。
經歷了美國通過「臺灣關係法」到中美簽定「八．一七公報」這期間的磨合，鄧小平更堅定了「不能排除使用武力」的戰略考慮。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告訴黨內高層：「我們堅持謀求用和平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但是始終沒有放棄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們不能作這樣的承認。如果臺灣當局永遠不同我們談判，怎麼辦？難道我們能夠放棄國家統一？當然，絕不能輕易使用武力，因為我們精力要花在經濟建設上，統一問題晚一些解決無傷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這是一種戰略考慮。」鄧小平的這一考慮是他畢生與國民黨打交道以及長達十年的與美國談判臺灣問題的經驗結晶。鄧小平從1929年在廣西策動百色起義，到1949年指揮渡江戰役，他與國民黨打仗的時間有二十年。鄧小平在文革後的兩次復出，第一次出任解放軍的總參謀長，第二次則擔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因此，鄧小平迷信武力，無視臺灣民意。後來他也是用武力來處理「六四」民運和與趙紫陽的黨內鬥爭。鄧小平認為，如果承諾不以武力解決問題，那麼中國就永遠無法統一臺灣。
排除使用武力還是不排除使用武力，是中國處理臺灣問題「非此即彼」的重大選擇。鄧小平反覆考慮，宣佈放棄使用武力，同時求得美國與臺灣斷絕軍事聯繫，最後通過國共談判統一臺灣；或者，不作出放棄使用武力的承諾，同時迫使美國減少與臺灣的軍事聯繫，最終武力解放臺灣。鄧小平從歷史和現實的政治考慮，作了後一種選擇。鄧小平始終認為：美國干涉臺灣問題，不能歸因於中國堅持不放棄武力；若中國作出放棄使用武力的承諾，則美國就算不賣武器給臺灣，臺灣問題也無法得到和平解決。所以，堅持不放棄使用武力，是鄧小平對臺政策的基本原則，他曾鄭重交代：「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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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對於臺灣基本口號是「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也就是武力解放。中美建交後，鄧小平的思想發生了一些變化，開始考慮和平解放臺灣的方案，揮舞起對臺統戰的「胡蘿蔔」。1979年1月24日，鄧小平告訴美國記者：「我們尊重臺灣的現實，臺灣當局作為一個地方政府擁有它自己的權力，就是它可以有自己一定的軍隊，同外國的貿易、商業關係可以繼續，民間交往可以繼續，現行的政策，現在的生活方式可以不變，但須是在一個中國的條件下。」他說「總的要求就是一條：一個中國，不是兩個中國，愛國一家。」鄧小平提出，臺灣只要承認一個中國，臺灣當局便可以作為一個地方政府擁有權力，包括有自己的軍隊，鄧小平的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政策由此可見端倪。
1979年1月30日，鄧小平在美國訪問時更明確地說：「我們不再用『解放臺灣』這個提法了。只要臺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裡的現實和現行制度。」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再次重申：「對臺灣，我們的條件很簡單，那就是，臺灣的制度不變，臺灣與外國的民間關係不變，包括外國在臺灣的投資、民間交往照舊。臺灣作為一個地方政府，可以擁有自己的自衛力量，軍事力量。條件只有一條，那就是，臺灣要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為了和平解放臺灣，198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前夕，人大常委會葉劍英委員長發表了「和平統一臺灣的九條方針政策」(葉九條)，建議國共談判，共同完成統一大業。中國實現統一後，臺灣可以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臺灣地方事務。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臺灣當局和各界代表，可擔任全國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國家管理。1981年10月18日，鄧小平公開呼籲：「對臺灣的局勢，蔣經國能夠控制。」
1982年1月10日，鄧小平說：「九條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在實現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說法，這標誌著鄧小平「一國兩制」構想的形成。從鄧小平1983年6月26日對美國楊力宇教授的一席話，能明白看出鄧對當時國民黨的期望：「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們希望國共兩黨共同完成民族統一。」但鄧並不贊成臺灣 「完全自治」，因為自治不能沒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 『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鄧小平許諾「祖國統一後，臺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臺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臺，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臺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臺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臺灣留出名額。」鄧小平建議舉行國共兩黨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與地方談判。他說「如果國共兩黨能共同完成這件事，蔣氏父子他們的歷史都會寫得好一些。」講得好像兩蔣很在意將來共產黨怎麼替他們寫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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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雖然先對臺灣提出，但卻在香港付諸實施。1984年6月22日，鄧小平在會見香港人士時對「一國兩制」作了說明：「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但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比如香港、臺灣。」他說「中國有香港、臺灣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何在呢？是社會主義吞掉臺灣，還是臺灣宣揚的『三民主義』吞掉大陸？誰也不好吞掉誰。如果不能和平解決，只有用武力解決，這對各方都是不利的。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的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我看只有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1987年4月16日，在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的談話中，鄧小平承認，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和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寫在憲法上的。但是「一國兩制」允許香港、澳門、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他決定這樣做，「沒有一點膽略是不行的」。鄧小平自認為他充分照顧了臺灣和港澳的現實情況，他的心態，完全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恩賜，他可以讓臺灣實行不同制度，也可以用主權之名，隨時限制或取消臺灣的「高度自治」。
鄧小平始終認為「再沒有比一國兩制的辦法更合理的了」。1986年9月2日，鄧小平接受美國記者採訪，回答臺灣有什麼必要同大陸統一的問題。鄧小平說，臺灣問題「首先是個民族問題，民族的感情問題。凡是中華民族子孫，都希望中國能統一，分裂狀況是違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臺灣不同大陸統一，臺灣作為中國領土的地位是沒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別人拿去了。第三點理由是，我們採取『一國兩制』的方式解決統一問題。大陸搞社會主義，臺灣搞它的資本主義。這對臺灣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不會改變，臺灣人民沒有損失。」
鄧小平希望以「一國兩制」推動統一，對於不會看到臺灣回歸，他多次直言遺憾。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時說：「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臺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總括而言，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構想，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領導人所能提出的最富於政治智慧的想法，而這構想也影響了中國此後幾代領導人對臺灣的政策，不過，他們似乎都未想到要尊重臺灣人民對臺灣前途的自決權，他們也堅決否認中華民國主權獨立。
雖然中國一再強調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反對美國干預，經由美國來壓迫臺灣卻一直是中共的思維。但在此想法下，鄧小平對臺灣內部的發展完全誤判，例如他以為中美建交後，便可在1980年代完成統一。誤判原因是誇大了臺灣對美國依賴的心理，而小看了臺灣人民自立自強的精神。在中英香港談判時，鄧小平還託柴契爾夫人傳話雷根，要雷根去說服蔣經國接受「一國兩制」。1987年3月9日，美國在臺協會主席羅大為告訴蔣經國：「過去幾年間，中共曾經設法影響美國，希望美國能夠促使總統先生與鄧小平去談判，甚至於要求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來作說客，勸服雷根對中華民國施壓力，這都被雷根所拒絕了，因為他認為這件事應該讓中國人自行來解決。」
「和平統一」與「武力解放」一直是中國對臺政策的一體兩面，從毛澤東，鄧小平到習近平，60多年來沒什麼本質的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歷來在宣傳上高喊，臺灣問題是國家統一的問題，是一個民族感情的問題。這種宣傳上的高調，似乎使這一問題沒有什麼迴旋的餘地。但是，1972年毛澤東說過：「世界事大，臺灣事小」，「把它放到一百年以後再考慮。」鄧小平也表示過「如果一百年不行，那就一千年。」習近平能等多少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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