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文革結束，百廢待興。一九八二年，正當鄧小平向柴契爾夫人表明中國要收回香港的決定，國家內部也在尋索自己未來的方向。早於一九七九年，他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就提出了著名的「四項基本原則」，其中第三項鏗鏘有力：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新時代將臨，但中共的領導權威不容挑戰，這是討論政治改革的底線。鄧小平欲通過「改善黨的領導」來鞏固黨的地位，知識份子則接續四五運動，要求民主。如同李洪林在〈領袖和人民〉說：「不是人民應當忠於領袖，而是領袖必須忠於人民。」不過，波蘭工人在一九八○年的夏天大罷工，逼使當時的共產專政政權與罷工委員會妥協，除了表明尊重憲法賦予的言論、出版自由等，更重要是承認新的工會組織將獨立於黨和政府。這自然引起了中共關注，最終令他們調整國內的政策。
鄧小平在同年十二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發表題為〈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就可見一斑。他說：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我們多次說過，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必然四分五裂，一事無成。於黨內外任何企圖削弱、擺脫、取消、反對黨的領導的傾向，必須進行批評、教育以至必要鬥爭。」
他更說：
「有些地方鬧事嚴重的，如果確實必要，經過慎重考慮和周密安排，可以按照定的程序宣布戒嚴，調動經過訓練的部隊，恢復和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和工作秩序。」
這顯然成為一九八九年六月北京血腥一夜的註腳。文革之後，中國遇上重新出發的機會，可惜只能以再度拒民主於門外告終。
社會主義經濟市場是一隻「好貓」
縱觀近代中國史，不少人物嘗試用不同的方法令中國富強。從變法、共和制，到共產主義、改革開放，「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脫胎自遠的功利思維成為了近代中國的政治主軸。只要能令中國再次強大，任何有機會的方法都值得考慮—包括曾被批評得體無完膚的資本主義—，中共則稱之為「社會主義經濟市場」。一九八九年解放軍鎮壓民眾後，鄧小平為往後中國的發展方向一錘定音：發展是硬道理。朱鎔基繼承了鄧小平的經濟開放思想，隨着他的地位日漸上升，他持續推動經濟，同時強化中央在相關範疇的權力，甚至親任中國央行行長三年。就在他退休前的一年多，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東亞病夫」看似已然病癒，準備與世界接軌。不過，他同樣認為經濟和政治的開放毋須並論。朱鎔基重視中央集權，曾訓斥領導幹部心中不夠黨中央的領導權威、共產黨的黨性，並強調中國要走自己的路：
「我始終認為，社會主義在中國是能夠取得勝利的。我們現在的目標是建設繁榮富強、具有社會主義與法制的國家，這個目標我們是能夠實現的。」
二○○一年，他快將退任，仍先後說： （相關報導： 香港特首選舉》「民調低的卻當選」民進黨立委：一國兩制已破產 ｜ 更多文章 ）
「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絕對不會抄襲西方的模式都絕對不會抄襲西方的模式，也就是說不實行政黨的輪流坐莊或兩院制...... 我們對中國的政治改革沒有失望，而是滿懷信心。」
無論如何，中國認為了實現所謂「中國夢」的前提，是中央必須集權，以維持廣闊疆土的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