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不安，眾所周知，都市生活要求住民有更敏銳的神經以應對競爭，這同時刺激了神經長時期處於強烈的反應中，使得身體內在發展出一種麻木本能用來自我保護，此即厭世態度。但厭世的生成過程同時折射了對新生事物適應／不適應的牽扯過程與時間長短，分際出厭世的積極作為與消極作為。簡言之，主動積極的厭世書寫，其行動可見出明顯的作為痕跡；至於消極的厭世作為，則是存在主體為了安全與自保不得不妥協不得不逃避，符合世俗對「社會性消極行為」定義，西美爾稱此消極行為是「自我退隱」。
而厭世與自我退隱非絕對分離沒有共通基礎，西美爾論點是，對新地方空間缺乏理性判斷、愚昧的人，通常不會厭世或世故，說明了厭世、自我隱退的根柢都在於感知，西美爾這句饒富禪意的核心意義在於厭世態度本質不在知覺不到對象，而在「知覺不到對象的意義與不同價值」。順著這樣的脈絡，本文先探討南來文人厭世書寫的積極作為，接著再梳理厭世書寫的消極作為：自我退隱。
現代城市造就兩種態度：實踐自我與順應放棄
現代城市空間可說是厭世者的舞台，相對穩定、緩慢缺乏刺激與文明色彩的農村或郊區，無論因為何種理由新來乍到城市，多少會有適應磨合期，亦即前文談及的拉鋸牽扯，牽扯力道反映了厭世指標的積極與消極程度，從積極作為看，大致歸納有兩種姿態：一是在創作中展示並實踐自我個性，一是順應而生或者放棄。前者代表人物如趙滋蕃，後者如力匡、貝娜苔。
趙滋蕃是一九五○年抵港，一九五三年便交出了《半下流社會》。六○年代中期，他不滿香港政府流放罪犯於港島以南海域「落氣島」棄置不理，便撰寫長篇小說《重生島》直接批評港府無人道政策，書成交台灣《聯合報》連載（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八日），小說尚在連載，他已被港府列為「不受歡迎人物」隨即遞解出境，於是他轉赴台灣定居生活直到一九八六年過世。《重生島》他提到島上是以每秒為時間單位量度生命的核爆，這同是時間書寫也是地理空間書寫，正是這樣極端的個性，可見出人性才是趙滋蕃的終極書寫與心靈原鄉。
用趙滋蕃《半下流社會》裡終章的話定調：「暮靄從四野合攏來，微具涼意的晚風，輕輕地駘蕩著原野，流浪漢們，正踏上歸程。」此豪邁主旨與精神，適正構築了他一生以《子午線上》（一九六四）、《重生島》（一九六五）、《海笑》（一九七一）為軸線的後期小說高峰，從這個角度看，趙滋蕃並未自外於香港。
毫無「詩意」 卻具感染力
《重生島》申告的是香港島民的沒有人權，《子午線上》主述出大陸避居香港調景嶺的族群掙扎求生存的下層故事，相對香港上流社會的疏離、冷漠，小說提出了批判。盧瑋鑾談及這本書，也冠稱右翼趙滋蕃，「寫流亡的知識分子怎樣在香港與貧窮搏鬥，旨在對共產政權大加撻伐。」可見其剛直性格。他的厭世書寫動能來自於「並不是鼓勵人類侮辱災難，而是要喚醒人類避免災難」積極心態： （相關報導： 國家文藝獎》首位紀錄片導演獲電影獎 柯金源以「影像和社會對話」，30年近30部作品 ｜ 更多文章 ）
故事在這樣一個陰森黯淡的灰色配景上展開，可以說半點「詩意」也沒有。然而它是具有感染力的。它的感染力來自粗獷的人類，在絕望中尋求希望的掙扎；來自他們最後的一點點善心，一絲絲愛念；來自他們面對死亡，而最後出現的互相團結以及兄弟般的友情：來自不可抗拒的大自然和社會的夾擊下，救亡圖存的頑強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