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古田會議，與三灣改編，確立了黨組織進入基層連隊，黨指揮槍。中共擁有軍隊，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問題：一個政治組織，應該通過政治運動，通過和平議會鬥爭，使自己的政治理念得以實現，而建立自己的軍隊，接受國際共運組織領導與支援，它不僅是一個政治上的悖逆之舉，在民族國家層面上，也是一次巨大的悖逆之舉。
（1929年毛澤東在福建上杭召開古田會議／取自維基百科）
毛的古田會議解決的，是中共軍隊的黨性與匪性的問題，它要使中共軍隊變成一支有「政治理想」的軍隊，服從黨的領導，就是軍隊的政治化，並與國際共運保持精神一致性，中共曾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就是將共產黨的軍隊看成國際共運組織的一部分。而所謂的蘇維埃政權或「蘇區」，也可以被視為國際共運組織在中國的根據地（所以中共當時是國際共運勢力在中國的代理人，其建立的政權，某種意義上是紅色殖民政權）。
如果共產黨當年不搞三灣改編，不在古田會議上確立黨指揮槍，紅軍就是完全的赤匪，而當它有了黨組織植入其中，這支軍隊就「戰無不勝了」，因為它有神聖的共產主義夢想了，他感覺自己是在為人民而戰，因為他們要解放全人類。這些宏大的精神夢想，使這支部隊成為一支有信仰的「宗教化」軍隊。即便他們打土豪分田地、搶劫富人財產，在他們信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已將這些富人的財富有罪化，富人們的財產都是通過剝削壓迫得來的，現在被紅軍剝奪，是一種正義行為。
這個時代，他們強調的工農紅軍是人民的子弟兵，後來的解放軍也是解放人民的軍隊，黨和人民的關係，通過宣傳的方式，達到神聖的統一。
中共不懂得軍隊國家化嗎？中共比誰都懂軍隊國家化，並進而利用其為自己的政黨服務。
1946年1月，在國共兩黨及民主同盟在重慶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上，中共代表周恩來非常清晰地單核了中共關於軍隊國家化的觀點：第一，軍隊國家化與政治民主化應當同時進行。第二，軍隊屬於人民。第三，關於軍隊國家化實現的若干步驟，其中包括「軍黨分開」，正是因為國共與民主黨派有了軍隊國家化的共識，並做出相應的決定，所以才得以簽署歷史性的文獻《政治協商會議決議》，只是這份決定最終被國共內戰所廢棄。
共產黨在抗日之初（西安事變後），軍隊被收編為國家軍隊的一部分（八路軍、新四軍），以聯合抗日的名義獲得苟活，而抗日戰爭結束，中共在軍力上處於弱勢，仍然強調軍隊國家化與民主進程共同推進，為什麼中共1949年建政之後，突然「政治失憶」了，不再提軍隊國家化，也不再提國家民主化了？這顯然是毛澤東集團的政治背叛，因為沒有了政治上的天敵國民黨，在國內又通過政治運動消解了民主黨派的政治權利，全面打擊了知識份子（右派），並以解放臺灣為神聖使命，軍隊不僅沒有國家化，反而「毛化」，共產黨的軍隊在文革之時，已完全成為毛家軍，稍有不從的林彪副主席，也命喪蒙古國的溫都爾汗，至今仍然是懸案。因為人民軍隊忠於毛主席，所以毛澤東敢於炮打司令部，迫害國家主席劉少奇等大量的革命元老，用革命委員會取代黨的各級組織。軍隊的黨化最終變成了領袖化，「人民軍隊忠於毛主席」，文革災難因此成為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