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國師」心卻沒「國師」命的民俗學博士陳雲，筆下最好的文章不是那些勇武澎湃的政論，而是他的老本行：民俗風物。從傳說掌故到飲食家園，生長在繁華香港隙縫裡不起眼的「奇石怪木」，都能被他寫出生趣。他早幾年的書裡不但有對舊日鄉土的敬重和對風俗殤逝的思考，也有對「本土」的殷切情意。在《旺角街頭種高粱》裡，他寫過一句「北海道與台東再美好都不是香港，救贖是本土的」，放在前文後理中看，浪漫又誠懇，更令當時還對台東一無所知的我有了這樣的概念：台東是救贖之地。
表層的救贖，源於它是聲名遠播的淨土，遠離台北煩囂。
余光中寫下這首名為《台東》的詩的2009年，光鮮幹練的都會女強人徐璐開始穿梭於台東台北之間，媒體人出身的她，二十幾歲創業辦雜誌血本無歸，但年輕氣盛很快重頭來過，不到三十歲時以兩岸解禁前第一位赴大陸記者的身份一舉成名，四十歲進華視做高管，半生披荊斬棘勇往直前。而當她年過五十，親自送走身邊三位先後離世的朋友之後，她開始將視野投放到台北以外。她走出都市，走進鄉村社區和部落，走回自己年輕時背著攝影機環島遊蕩過的山穀稻田。農村景觀取替亮麗職場。她從台北宜蘭一路往東，直到在交通不便但「土會黏人」的台東，找到了一個連結土地的夢。於是有了主打協助「鄉鎮文化」發展的台灣好基金會。然後，五年過去，如今身為執行長的徐璐，辭去基金會所有台北部分的工作，只做台東的案子，年底更會入籍台東。
她把自己過去五年對台東能量的探索，寫成一本《我的台東夢》。台東是這驍勇女子逃離台北的解藥，可解藥最終成了正餐，成了她選擇的生活與工作內容，救贖化作歸屬。
蔣勳說過，鄉下已成為現代都市人的救贖，在這個層面上，台東的稻海雲天給出了最有畫面感的詮釋：海有十種藍，雲的白超過四百種，視聽嗅覺全部打開，感官獲得無限延展，太平洋的寬闊遙遠賦予了台東置競爭存亡於度外的基因。這樣的「救贖」當然很美，但如果僅止於此，那「台東夢」就像池上在颱風災情後第一時間吸引眾人注意力去搶救的那棵「金城武樹」一樣，被過分簡化和浪漫。「台東夢」的確有療愈色彩，但清新避世不是它的全部。
走一趟花東海岸，最挑剔的旅人也會被迷魂，胡德夫說他出生第一天「穿的衣服就是太平洋的風」，花東浸潤出了台灣的太平洋性格，但同是面對太平洋，花蓮與台東氣質又並不同。出身花蓮的女作家張家瑜寫到故鄉時說自己「走出了花蓮，才發覺它的獨特」，花蓮是一道印記，帶著它山風海雨的絕美記憶走出去，會更愛它，而台東則只能成為一種選擇。它隱居著，散漫著，便利店員愛理不理地給客人結著賬，店家都不熱衷賺錢兀自逍遙著，你只有走進台東，順應認受它再為它作出改變，才懂得它的獨特。
實際上《我的台東夢》並不是一本教人看完去移居台東的書，也不是教人用小確幸的方式去嚮往台東。徐璐在台東的五年，住的不是看山看海的愜意villa，而是一間七坪大的套房，而「從太麻裡嘉蘭村、池上到花東交界的長濱都是她的辦公室」也沒有聽上去那麼浪漫。台灣好基金會做的嘉蘭村計畫，是在八八風災重創該村造後，以民間單位的身份，長期陪伴原住民部落去進行家園重建。要協助災民生活得到安頓回歸常軌，要在考慮部落歷史文化、傳統工法和美學習慣的前提下，協助族人重搭建築，更要支持災後產業重建為原住民創造就業可能性。每個步驟的討論與落實，都是摸索、傾聽與陪伴的過程。
也因為台東的原住民密度稱冠全台，擁有7大族群183個部落，高達三分之一縣內人口都是原住民，所以台東性格里自有它的強悍。如果花蓮的太平洋海風是呼喚，台東的就是吶喊。徐璐形容和原住民打交道的微妙——有時他們很自信，有時又不會。部落裡朝夕相處大家都不會把話講絕，發生糾紛也不拍桌瞪眼。受到城市化影響和堅持原住民傳統的族人，個人經歷語言軌道已經不同，加上各部落個性又不同，互相尊重傾聽不難，但就事論事argue起來就完全是不同軌道。各說各話固執隨性，是台東文化天性裡夾雜的多元。
因而台東有許多層次，碧海藍天只是其中一種。好山好水沒有生命的投入也只會變得好無聊。徐璐這幾年在做的，恰恰是把「鄉鎮文化」變成一件不無聊的事。拿她一手打造的「文藝地標」鐵花村為例：把台鐵局舊宿舍區變成每週五天有音樂演出、幾乎所有台灣知名音樂人都曾到訪的表演場地。可鐵花村在她心目中的定位卻不是live house，而是一處接地氣的寬闊平台——不只有音樂，也有市集，賣台東各地帶來的新鮮蔬果手工創作，以後更打算培訓人才。其實原住民抒發心性的音樂，和小農文化的穀物工藝，共通點是都生根於腳下土地而向外擴散出「人」的能量。不疾不徐的生活情態，浸潤出台東深、沉、實的厚度。所以「小而美」的鐵花村有足夠縱深。
在台東，緩慢或者說慢活，是讓熱情被沉澱為耐心、激烈被延宕為紮實的一種途徑。
更多台東人這幾年則開始返鄉。一對在西部做程序設計的白領夫婦放棄高薪回鄉務農，他們的理由簡單：「希望可以陪伴小孩成長，都市沒有故鄉的感覺。」如今架著斯文眼鏡的丈夫在田裡插秧割稻、去米廠碾米，妻子則在住家兼店面裡包裝客戶訂購的米包，兩個孩子就在一旁跑跑跳跳著長大。另一位四十幾歲在外闖蕩十多年的水電工，剛回鄉下接手父業種水稻和草莓時，不習慣沒固定月薪又寂寞，後來為解決草莓過剩，他DIY出了結合稻米和草莓的手工果肉冰淇淋，如今不少客人慕名開車來買。而我自己一位很年輕的台東朋友則告訴我，明年他會去助選，選舉成功當然是好，如果不成？「那我就可以回台東生活了呀。」
無論「來台東」還是「回台東」，其實台東都只是一處媒介——令人思考扁平都市生活之外的可能性，順服與自然相通的天性，並反思什麼是能令自己從容又願投入的生命內容？所以「台東夢」不是懷著小確幸心意跑去台東開一間民宿的衝動，也不是對都市競爭無能為力迫於無奈的向下流動，它的質地不是懦弱、退避和惰性，而是經過反省後更為堅定的生活價值。事實上，我們去看那些在台東開民宿或賣有機農產做得出色的人，共同點不只是淡泊物慾，更有清晰的價值觀和挑戰自己過去所不能的執著。身心不夠強大的人，無法長期留在台東，每天都在紅塵之外，很快已覺單調茫然。
又其實「為什麼一定是台東夢」？台南夢花蓮夢宜蘭夢不可以嗎？「台東」當然只是一種象徵，跳出被文藝化符號化成「台灣最後淨土」的形容，台東的敘述中包含了近十年來台灣社會價值觀的演變：從前人們只關心外在物質追求，如今則開始認同和允許年輕人不一定要為出人頭地而活，允許他們的夢想有在不同土壤裡開花的機會。而另個層面上，事業企圖心到達一定程度的中年人，則開始尋找業績之外實踐熱情的生活方式，這兩條價值觀變化的線索可以匯聚為對「鄉居夢」的憧憬，台東則是對這憧憬作出的腳註。
物質與人的生活之關係，當然並非台灣獨有的思考，陳雲也曾在書中以濃厚感懷，去書寫那個安居田園食材安全的基本需求尚未變作富豪特供項目的往昔。「高粱在泥石地也可紮根成長」，只因旺角街頭的地界當年本來就種高粱，但記來時路。屬於香港的救贖的確不在台東，而在於勿忘、珍重和保育被壟斷商業力量日益摧毀的「鄉土傳統」。夢可以留在別的人土地上，但救贖卻誠而終要回歸本土。
徐璐，台灣資深媒體人，創辦《大地生活》，《新新聞》創刊總經理，《自立晚報》副總編輯，1987年與李永得成為兩岸開放探親前首度前往中國採訪的記者，《台北之音》創辦人之一，《中華電視公司》總經理，2006年轉至非營利組織。《我的台東夢》（天下文化出版）記述她從2009年在台東身心安頓的故事。
＊作者為香港媒體人／文化評論者。（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代金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