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蘋果CEO庫克宣佈出櫃的第二天，大學同學Z邀我吃飯，並向我公開了同志身份。我自然十分吃驚，但更多的是懊惱。回想與他十多年相處，以為很瞭解對方，但竟未發現他一直處於陰雲之中。在國內，公開出櫃十分艱難，因為不確定會遭遇怎樣的眼光。也可能為此而喪親失友、丟掉工作學業、被迫背井離鄉，這樣的案例並不少見。因此，十多年來，Z一直將秘密緊鎖，不知經歷了怎樣的惶恐。這些年，他一直不談戀愛，我們以為他專心事業，或是要求太高。其實不然。他越來越清晰地瞭解內心。
Z最後還是選擇了移民。他即將要飛往南太平洋一個島國了。這次會談，除了是向我坦白外，還是來告別的。雖然他萬分不願意離開家鄉，但他執著地尋找一個更能包容的地方。
我非常痛恨自己。在這十幾年的相處間，我或許也扮演了可惡的角色。大大咧咧，粗枝大葉，沒看出Z的痛苦，更不要說給他足夠的理解。如果他有一個足以袒露心跡的朋友，可能不至於毅然離去。說到底，我們的社會還有諸多不完美。對同性戀者而言，缺乏色彩，包容不足，存在著偏見，甚至敵視。
同性戀的父母，這是一個非常獨特的人群。他們基本是異性戀者，但同性戀猝不及防地出現在他們的家庭裡。
某一天，他們在操心子女的婚事時，子女突然告訴他：「我喜歡同性。」這時候「天都塌了」。他們忘不了子女「出櫃」的那一天。馬上「理解」「認可」的人少之又少，更多的是質疑、憤怒、哭泣。在他們的講述中，「丟人」「徹夜未眠」「晴天霹靂」「心如刀絞」，這些詞反覆出現。
這不難理解。從社會看，中國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男婚女嫁思維已成定勢，人情禮數已成學問。這讓同性戀長期與「性變態」「流氓」「不要臉」等負面詞彙聯繫在一起。母親的第一反應，往往就是「孩子是不是學壞了」「變成流氓了」「是不是教育出了問題」「讀書太多把腦子讀壞了」「看了不該看的電影」等等。
所以，父母往往成為同志最直接的迫害者。在很多同性戀子女眼中，父母「可憐又可恨」。
Z的母親，一開始接受不了真相。她想方設法把Z的性取向「扭過來」。一方面，Z媽媽還四處帶孩子進行「治療」；另一方面，說服、威逼，甚至驅趕其男友。在哭鬧中，整個家庭陷入了僵局。Z透露，他還知道更絕的案例，比如毆打、以死相逼、斬斷經濟來源等。越是年輕的同志，遭到的傷害就越大。
父母的舉動無疑是出於愛。但以愛為名，如果缺乏理解，會帶來更可怕的傷害。就像強迫孩子參加補習班的家長、強迫孩子報考不喜歡專業的家長、強迫孩子學樂器的家長……簡單粗暴的家長之愛，往往是孩子最痛苦的回憶。豆瓣小組「父母皆禍害」，就以多個「控制與反控制」的例證說明了這一點；但這個道理，同志們恐怕感悟得尤其深。我突然意識到，這一代人，都是「紅旗下的父母」——出生在1950、1960年代，在紅旗下成長，接受國家主義話語，思想正派，性格堅韌，婚戀觀保守，同時缺乏彈性與柔性，難以被說服。子女的同志身份，無疑觸動了他們最不能接受的一條神經。
不少子女，在父母的鐵腕下妥協，走進了異性戀婚姻。最近，一位專欄作家寫了一篇文章《戀愛不及時，相親遇同志》，大齡女青年看了大驚失色。確實如此，很多同性戀者迫於長輩的壓力，隨便挑了一個相親對象，與之成親。常見的橋段是，一個大齡女青年突然嫁給「男神」，以為撿到寶了，後來發現對方是個Gay，婚姻就像一場噩夢。對同志來說，這同樣很痛苦。我問Z，同志與異性結婚，婚後生活怎麼樣？Z反問，「你跟一個男人上床時，你什麼感覺？」我啞然。
有一天，Z對媽媽說：「我妥協可以，但我不想害了無辜的妻子。」
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NIH）一個研究小組發現，位於 X 染色體上的等位基因Xq28（所謂「Gay」基因）能夠預測男性的性取向。因此，有學者初步認定，「男同性戀性狀的出現是受到了基因的直接影響」。更有說服力的是貝利與皮拉德的「雙胞胎研究」，他們發現，卵雙胞胎中如一人是同性戀，另一人是同性戀的幾率是52%；而在異卵雙胞胎中，這個幾率是22%；而普通兄弟（不同年份出生）的幾率則更低，只有9.2%。這個案例進一步說明基因與遺傳在性取向中的決定性因素。
隨著人類臨床醫學的進步及對同性戀問題研究的深入，漸漸發現同性戀者不是「異常人」，他們是正常的，就如人群中會有一定比例的左撇子一樣。
1990年，世界衛生組織把同性戀從公認的精神病名單中去掉。1998年，美國心理學會和美國精神病學會公開聲明，反對同性戀轉變為異性戀的治療。2001年，《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名單中剔除……
「同性戀不是選擇的結果，父母不能轉變孩子的想法。」中國社會學家李銀河說。
2013年6月，一個新聞讓全世界同志們感到釋然——美國最大的反同性戀團體「出埃及記」（Exodus Global Alliance）正式宣佈解散。這個宗教團體多年來一直宣傳「信仰拯救同性戀者」，其主席阿蘭‧錢伯斯（Alan Chambers），自稱是「曲變直」的案例，娶了妻子，並四處講學，宣揚「同性戀可以治癒」。它之所以解散，是因為阿蘭‧錢伯斯「終於演不下去了」。他坦白自己依然喜歡男人，並稱「什麼同性戀治療都是胡言亂語，99.9%的同性戀者忍受了治療項目，但是無助於轉變性取向」。於是，一座罪惡的城堡倒塌了。
捷報接踵而來。幾天後，美國最高法院終於撤銷了聯邦同性婚姻禁令DOMA。它意味著美國從此獲得了同志婚姻合法化的理論依據。從那時起，聯邦政府不可以再拒絕承認同性婚姻。跨國同性伴侶終可為彼此申請美國綠卡。那一天，白宮門前的草坪上，滿是慶祝的人群，人們撐起一面巨大的彩虹旗——「世界本就不只有一種顏色的，它是五彩繽紛的」這是「他者運動」的一個著名口號，「彩虹」也是同志們自我標榜的圖騰。
近20年來，同性戀合法化運動取得巨大進展，成為「他者運動」中最震撼人心的部分。很多同志揚眉吐氣，終於擺脫了無光的暗夜，戰勝了捆綁在身上的道德枷鎖。更多與同性戀相關的文學、影視作品的出現，他們也嘗試著發聲。這事件說明，世界正在發生一些可喜的變化。
2014年11月8日，在香港舉行的LGBT（男、女同性戀者以及雙性戀者和跨性別者）大遊行，近萬人參加。人數比去年多了一倍。媒體發佈了照片，這些主流敘事之外的「他者」，穿著色彩鮮豔的衣服，驕傲地展示著。
第一，遊行隊伍中，大陸人佔了相當比例，很多同志從北上廣深等大城市趕到香港，參加了這場盛會。這說明了香港同性戀大遊行不僅是香港的事，也成為大陸同志的一次展示。Z也借助這個機會，在這個陌生的城市，進行了一次自我釋放。
第二，遊行的不全是同性戀者，不少異性戀者也加入了進來。他們大多是同性戀者的親友，其中不乏年過半百的老人。他們從最初的「迫害者」，變成了「支援者」；從此前的感覺丟臉、感到害臊，變成與子女一起「抗爭」。這是遊行中最感人的一刻，意味著理解與包容萌芽的出現。
「孩子在我眼裡，仍然和過去一樣健康正常，一樣優秀聰明。經過兩年多的學習和溝通，我終於清楚地知道：孩子沒有錯，我也沒有錯，和我們一樣，是大自然造就的，不需要改變，也不需要都和異性戀一樣結婚生孩子等等，只需要按照自己的心願，和自己喜歡的人生活享受情感就好。我有些坦然，心情完全不一樣了，也不再胡思亂想。我告訴兒子：我支持你！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開明的父母，成為第一批站在同志身邊的異性戀者。在大遊行中，還有很多同性戀者的親友，對話題關注的人士，加入聲援的行列。還有女權主義者、少數族裔、殘障人士等，成為了LGBT的同盟軍一位「同爸」說出了很多人的心聲：「解放全人類的口號誰都會喊，但具體地尊重一個人，幫助一個人卻很難做到。」
事實上，同性戀問題的本質是人權問題，關乎社會對個體的寬容和尊重。這問題不僅關乎國家法律制度，而且與傳統文化、社會包容度等因素有關。無論是社會還是家庭，你是否足夠尊重個體的選擇？面對同性戀子女，你是選擇理解還是施以棍棒？你是否給孩子足夠的空間？是否有足夠的公共機構，幫助困惑的群體……之前，他們都選擇了「隱形」，直到今天，我們慢慢看到他們的面目。一位從事志願服務的北京工程師（異性戀）說，「原來他們不是小眾，而是大眾」。一些主流話語外的「他者」，終於讓我們看到。這恰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但這還不夠，目前，站在彩虹下的父母還不多。更多的父母依然在打壓。現實社會對同性戀者的寬容度也不夠，存在太多「玻璃門」。普羅大眾依然「談同色變」。醜化、矮化同性戀者的文藝作品並不少見。一位自詡開明的媒體同事說，「他們偷偷搞同性戀我不反對，為何要上街遊行呢？」顯然，在她「不反對」的背後，沒有認識到自己的偏見——覺得這是醜惡的、只能偷偷進行。而同性戀者之所以上街，就是要證明：愛一個人不是醜惡的事，這是個體的權利……
更糟糕的是，國內依然存在著一些醫療機構，聲稱可以治療同性戀。一度有人宣傳「厭惡療法」能治好同性戀，就是通過用針扎、涂氨水，加重對同性的厭惡感。這更多是一種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折磨。既然同性戀不是病，就沒有治好一說。這些機構要麼是知識陳舊，要麼就是利用父母的牴觸心理，純粹騙錢牟利。
Z就說過，「不得不離開中國，因為依然存在著巨大的壓力」。確實，目前而言，國人依然未能正視這個話題，更不要說為他們創造寬鬆的社會環境。美國同性戀平權運動從石牆事件算起，至今也有40多年，也是從敵對、仇視逐步變得寬容，讓同性戀者「驕傲」地走上前台。同樣的故事，在每個國家上演著。這場運動，是個體發動的一次偉大抗爭，是尋求理解、尋求尊重的抗爭，是共建美好未來的抗爭。它不僅屬於同性戀者，也屬於異性戀者——一個有厚度、豐富和堅實的社會，才是我們熱愛的社會，它不應只有一種顏色。
目送Z的離去，我希望，10年後他會回來。屆時，一個更美好的社會將等待他。
＊作者為專欄作家（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余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