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我在中國北京住了1個月，8月初赴內蒙古紮營、旅行1個星期，最後拖著許多天沒洗澡的身體，搭上了回北京需要30多個小時的火車；日夜交替以後，離北京近了，火車卻突然停下來，據說是出了一點問題，我走到車廂與車廂之間的交界處，想探聽哪裡壞了，遇見一個正在抽菸的大叔，好奇問他「以前發生過這樣的事嗎？」他說「沒有，這是第一次。」我們攀談起來，他稱我講話「很好聽，應該是南方的姑娘」，我說，我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這句話，在中國，無疑可以開啟很多話題。大叔聽聞我正打道回北京，很快便要搭機返台，詢問我「你覺得，北京和台灣哪個好？」我笑說，很難定義一個地方「好」或「不好」，但對大多數人而言，恐怕還是自己家比較好吧？住在北京，確有很多不舒適處。
大叔點點頭同意，加碼責備起北京的熱天氣，髒空氣，擠人群，狂車潮……並肯定台灣的種種設施和生活水平，都比較「進步」。接著不知怎麼談起政治，他對於陳水扁、宋楚瑜、蘇貞昌、謝長廷、連戰、馬英九……等名字和時事簡直如數家珍，侃侃而談，實在令人有些佩服，但話鋒一轉，他勸台灣人早點放棄，「別跟著陳水扁搞啥台獨，早點回歸好！」大叔說，他知道台灣的文化、制度已經發展得很不一樣了，那麼就一國兩制嘛，各過各的，反正不能動搖的是，彼此終究是「一家人」。這樣有什麼不好的？
首先我並不意外，大叔將「台獨」等同於「陳水扁」、「民進黨」，而住在北京1個多月的經驗告訴我，許多中國基層百姓的思考裡，台灣的統獨問題如何詮釋，不外乎「同文同種」、「炎黃子孫」、「中華民族」幾種修辭，他們或許會背誦官方大力行銷的日月潭、阿里山等勝地名稱，卻不了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從近百年的時空走來，快樂的光景少，憂愁的光景多，一個政權換過一個，卻總是出於戰略和經濟利益，誰真正疼惜？
而在一次一次建立復崩壞之中，台灣人被迫不斷地遭受侮辱，甚至自我侮辱，才能生存下去，光從清朝將台割予日本講起，日本人罵台灣人「清國奴」，國民黨來了，又說台灣人受了日本帝國主義、皇民化的毒害，作家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書寫的是日治時期，受到父執輩和私塾教育的建構，「中華民族」概念深植於心的台人胡太明，拉扯在台、中、日數方之間，對於身分認同的尋找、辯證與幻滅，但吳濁流預料不到的是，直到如今，連我這樣一個90後的台灣年輕人，都還受著一個（或兩個？）龐大政權的擠兌，被壓著脖子向虛幻的「中華民族」看齊，嚮往一片不曾孕育我們的大地，去尋找我們的人格。
318反服貿運動見證了新世代洶湧而起的公民力量，台大社會系副教授范雲日前在一場座談會上，分享她的心得表示，這一代年輕人是「天生的、自然的獨派」，是啊，無論心目中認同的是「中華民國」抑或「台灣」，兩岸統一絕不是年輕人的最大共識，而對方越強調相連的臍帶、血水，這個說法就顯得越空靈，我們也越感受到雙方之間的陌異，只是在身分、族群多元的台灣，新世代的我們之所以為「獨派」，倒不一定是「天生」而「自然」的，可能經受不同的內在啟蒙，走上不同的道路，長出屬於自己的台灣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