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學生運動，讓許多人看到憲法時刻的浮現；但其實更逼人眼前的，應是國會時刻的浮現。
憲法時刻之所以浮現，是因為「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警覺：現行代議民主已嚴重失靈。但何以失靈？許多人歸因於國會代表性不足，他們也據此開出憲法改變的藥方，包括：改變現行立委選制，把並立制改為聯立制，增加小黨當選空間，讓票票等值，並且適度增加立委名額。
亦即，有些人的想法是：非以憲法改變的手段，否則不足以治代議民主之病。但問題是，代議失靈有遠因，也有近因；遠因是體質使然，近因則是議事之故。修憲雖可改變體質，但體質改變，卻並不代表代議失靈可從此藥到病除，若議事不改，遲早仍會動輒舊疾復發。
換句話說，修憲雖屬必要，但即使修憲改變了立委選制，讓票票都等值，小黨能存活，代表性也名實相符，但若脫胎換骨後的新國會，仍然縱情恣意於目前這種議事文化，代議民主依然會失靈，大羅神仙下凡也將束手無策。
國會議事文化既是根據權力分立的民主原則而形成，也是因為服膺議事規範而寖假成習，兩者缺一不可，也互為表裡。也就是說，權力分立的實踐是必要的，但必須在議事規範下實踐。然而，立法院過去十幾年的議事文化，卻是「無規範實踐權力分立」的一個樣板，民主史上少見。
以美國為例。歐巴馬這幾年處處受制於共和黨佔多數的眾議院，令不出白宮，因此被人譏諷他把總統做成了總理。今年一月，他終於忍無可忍，在面對參眾兩院議員發表國情咨文時撂下狠話：「不管有或沒有國會的支持，我都決定做我該做的事。」
歐巴馬言下之意就是：如果國會不改變杯葛阻礙的議事文化，他將略過國會，儘可能行使憲法賦予他的總統行政命令權力。而且，他說到做到，近幾個月來他已針對最低工資、非法移民與氣候變遷等長期受阻於國會的法案，以簽署行政命令的方式化為政策，完全無視於國會，氣得共和黨指控他違憲濫權，行徑猶如帝王總統。
美國與台灣很像，目前都是立法權高漲，高漲到讓行政權難以作為，甚至無所作為。但台灣與美國也很不像，共和黨雖在國會凡事杯葛，但卻是有規範的阻礙議事。有人雖偶而會「費力把事拖」，但卻從來沒人逾越議事規範，在規範外實踐權力分立的原則。這一點差別，就是台、美兩國議事文化的天壤之別。
由此亦可知，美國的國會體質雖比台灣優越，但變質或惡質的議事文化，仍會造成代議民主失靈，亦即，失靈與議事文化的關係，要遠遠大於失靈與制度體質的關係。
憲法時刻難得浮現，不能讓它稍縱即逝。但事有輕重緩急，在緊抓憲法時刻的同時，是否更應面對國會時刻？而且，憲法改變必須匯集眾意折衝妥協而成，但議事文化的改變，卻存於政治領導人的一念之間；而所謂一念，包括國家利益高於政黨利益的一念，也包括「在朝當思在野日，在野也有在朝時」的一念，不管此念彼念，其實都是知易也行易的常識，為與不為，存乎一心。
這屆立委尚有兩年任期，如果朝野仍耽溺於目前的議事文化，不察也不改，可以預見，代議民主仍將繼續失靈兩年。學運是「重大而特別的時刻」，催生出憲法時刻，也催生出國會時刻，馬英九、蔡英文或王金平等人，總不能視而不見吧。
這是「我們人民」的時刻，政客必須付諸行動。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