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校園不只是念書的場域，還有「胡搞」的時候，不見得是我們胡搞，有時胡搞來自於外界，搞得台大必須出來捍衛價值、扮演堡壘與燈塔的角色。台大因為特殊的歷史位置，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幾乎無役不與，塑造出其他大學所沒有的自由傳統與台大學風。
早期的二二八事件跟台大也有關係，那時候的文學院院長林茂生教授，是林宗義教授的父親。接著是發生於民國38年的四六事件，學校曾經指定由我負責四六事件調查小組。民國38年4月，政府計劃逮捕台大21位學生、師院6位學生，當時台大的學生到師院與師院的學生開會，政府於是進入師院，逮捕了2、3百個人，後來都放回來了，這就是四六事件。
四六事件發生後，同年5月公布動員戡亂臨時條款，5月19日宣告台灣省戒嚴令，6月就頒布懲治叛亂條例。事後我們進行調查時，就把四六事件認定為白色恐怖的濫觴，是白色恐怖的開始。
那時候師院成立「整頓學風委員會」，重新辦理登記學籍，用意在於加強控管學生，台大不同，並未成立類似的委員會；後來民國42、43年左右，教育部派任了台大第一任總教官，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歷程。台大成立四六調查小組後，平反了受事件影響逃到各國去的受害者，並且將它定位為等同白色恐怖的歷史事件。
在我進大學之前自覺運動就已開始。民國61年釣魚台事件引發了民族主義論戰，在森林館進行了一場「民族主義座談會」，我也以研究生的身分參加，座談會後來演變成馮滬祥、陳鼓應、錢永祥的相互批評，事件鬧了一年，隔年發生台大哲學系事件。跟我同年的中文系校友游祥洲當時擔任哲學系助教，也遭殃及，甚至沒辦法續任而改行開計程車賺錢維生。其他還有很多相關人士被迫出走、另謀發展，直到平反後才慢慢回來，像是王曉波，就是經過平反回台大哲學系任教的。這個是民族主義論戰產生的哲學系事件。民國82、83年左右，台大哲學系事件發生後的第20周年，我那時是澄社社長，就在台大理學院思亮館舉辦紀念會，當時的代理校長郭光雄教務長也來參加。紀念會上很多人提出應該要為他們平反，於是台大校務會議就組成「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終於還給受害者公平正義。
解嚴前後，台大有自由之愛，也有教授聯誼會，這些過程我們都有參與；後來三月學運、反軍人組閣之後，有廢除刑法一百條到醫學院院區靜坐的事件，孫震校長因為這樣被郝院長在立法院公開責罵，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們就在舊的台大活動中心大禮堂開聲援大會。一般遇到這種事情，大都推我去做主席，因為他們說：「你神經比較大條。」為廢除刑法一百條而發起的「一○○行動聯盟」行動，醫學院李鎮源教授、時任醫學院院長的陳維昭校長也在那邊打點，結束後學校開檢討會，孫校長、陳維昭校長、張忠棟教授也在，結果朱炎跟張忠棟兩位老朋友都吵了起來，當時也是由我當主席，大凡棘手的會議都由我主持，可能是因為神經比較大條，或是因為浪漫所以眼睛看不清楚吧！之後還有四一○教改行動、行政院教改會，都有我們的身影，可以說台大無役不與。
我有一次到柏林拜訪自由大學，自由大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幫忙籌建的學校，他們的校長跟我說前面不遠的那一棟，就是以前著名科學家莉澤‧邁特納（Lise Meitner）與奧托‧哈恩（Otto Hahn）做核分裂的地方，剛好我也知道這段歷史，就跟他談起來。納粹時代，莉澤‧邁特納冒險逃離德國轉往英國，逃到英國以後，她寫信給留在柏林的同事、1944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奧托‧哈恩。莉澤‧邁特納跟奧托‧哈恩關係非常密切，但她寫了一封教訓奧托‧哈恩的信，叫做〈永遠寄不到的信〉，影本留存於劍橋大學。莉澤‧邁特納說：「這個真是德國的不幸，你們所有人都失去了正義與公正之心。假如只有我們輾轉失眠而你們仍安臥如常，德國的處境不可能變得更好。」
當年不只莉澤‧邁特納命運坎坷，同時代也有很多人亦是如此，我想當年的台大就是在這種精神上建立起風格，如果不是有一條看不見的鏈鎖連結起來，台大怎會無役不與呢？現在比較困難，因為年輕人都要上網。
＊作者為前教育部長、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編按：黃榮村校長過去一直關切教育改革議題，在他即將自中國醫藥大學校長任內退休之際，他整理畢生學思歷程，對台灣當前大學教育提出深刻反思，其新著《大學的教養與反叛》於2月由印刻文學出版，《風傳媒》摘錄「教改反思」系列五篇，自29日起連續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