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早晨，拙妻告知：「宋彬彬道歉了。辛先生昨晚發來的資訊。」我有點激動：「終於道歉了，終於等來這一聲道歉。」晚是晚了一點，終究還是來了。上將之女宋彬彬女士的這一聲道歉帶有一定的標誌性。
我非常理解這一聲道歉的沉重。四十八年的迷惘掙扎、躲避推拒、半驚半疑、漸漸醒悟、尷尬難堪、徘徊掂量，最終站出來：「我對卞校長的不幸遇難是有責任的。」宋彬彬女士的這一聲道歉，的確相當不易。從19歲英姿青年到67歲白頭老婦，這一道歉凝聚著紅衛兵一代反思文革的痛苦與艱難。四十八年才深刻意識到「打死校長」意味著什麼。文革雖然結束三十八年了，但對文革的反思，因眾所周知的緣故，尚未真正啟動。因此，宋彬彬女士這一聲道歉，落地濺聲，迅傳寰內，港臺歐美也有回聲。
今天聽來那麼不可思議的「女生打死女校長」，1966年8月5日實地上演于北師大女附中。據多種史料：下午二時，一位女紅衛兵將一大瓶墨汁從正在掃廁所的副校長胡志濤（女）頭上澆下去，然後將三位副校長、正副教導主任揪到大操場，戴上紙糊高帽，脖套「反革命黑幫」、「三反分子」牌子，一字跪在水泥臺上。接著，五名校領導被拖下「游校」，邊走邊敲鐵簸箕，還得一邊喊「我是牛鬼蛇神」。下一個節目是命令五個「黑幫」挑土。第一副校長卞仲耘（1916～1966）的大筐裝滿後拍了又拍，她挑不起來，劈頭打倒在地。卞仲耘之所以被學生「重點關懷」，因為該校沒有正校長，第一副校長是最高領導。
五位「黑幫」開始挨打，壘球棒、跳欄橫檔、木工房裡帶釘的桌腿椅腿。揪回宿舍後，又在一樓廁所淋了屎尿。17時左右，卡仲耘已失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臺階上。滿臉稚氣的紅衛兵仍帶著「無產階級義憤」踢她的身體、踩她的臉，往她身上扔髒物，咒駡「裝死」。胡副校長見卞仲耘眼睛張開，瞳孔沒了反應，嘴巴在吐氣，告訴紅衛兵有生命危險，得快送醫院。回答是「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
學校對面就是郵電醫院，校工將載著卞的推車推至北門邊，天色尚亮，有紅衛兵說這樣推過去「影響不好」，不准推出去，用大字報將卞蓋起來，上面壓了一把大竹掃帚。手推車在校門口停了一兩小時，過了19時，「校文革籌委會」電話請示市委，才將卞送進郵電醫院。此時，卞已僵硬，死亡多時了。
丈夫王晶堯接到通知趕到醫院，見妻子遍體鱗傷、頭部腫大。當時女附中「權力機關」接見了王，王不認識她們，請她們寫下名字，他保存下這張有七人名字的紙條。七人中六名紅衛兵，第一個就是高三學生、校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文革初期，大中院校紅衛兵還是幹部子女的天下，老子革命兒接班呵。此時，距離宋彬彬「成名」的天安門「八．一八」還有13天。
卞仲耘，1941年考入內遷成都的燕京大學經濟系，同年入黨；後轉齊魯大學，1945年畢業。丈夫王晶堯為大學同學，也是南方局系統地下黨員。卞服務師大女附中17年，是四個孩子的母親。該校為重點中學，1965年入學女生中高幹子女占了一半，毛澤東兩個女兒從這所中學先後畢業。文革開始時，劉少奇、鄧小平各有一女在該校。
校長死了，校園裡沒有任何驚恐不安，相反彌漫著一片亢奮高昂的氣氛，參與毆打校長的女生們可能沒有一位想到自己「有責任」，甚至沒有感覺一絲不安。「革命是一個階級打倒另一階級的暴力行為」呵。死了一個「牛鬼蛇神」的校長，有什麼？卞家不能抗議，也沒想到「應該追究責任」，甚至不能表示悲哀。九歲女兒發現父親的草席邊沿被咬碎，王晶堯悲憤萬分，又不能放聲痛哭，只好伏在床上咬齧草席。
1973年，卞家得到一份「沒有問題」的結論，「工作時死亡」，校革委會按規定補償卞家400元。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位被打死的教師。1978年，北京西城區委為卞平反。西城區負責人說：全區276名教育工作者死于文革。
2011年，北師大附中（前身女附中）會議室安放卞仲耘塑像，500位校友、師生捐建。
1980年代以後，海內外漸漸響起「索歉」聲浪——要求各路文革當事人公開道歉，近年達到高潮。宋彬彬因名聲太大，以「文革暴力符號」一點點被推上浪尖，2003年才回國的宋彬彬，清晰感受到這種壓力。她有多次機會致歉，但一次次選擇沉默，可能感覺「說不清」、「說來話長」，因此一次次被海內外人士盯上鉚上。感覺很委屈，自己並沒有參與迫害毆打，但被要求承擔「領導責任」。幾年前同班同學劉進寫過一篇文章，說明事件經過。應該說，打死卞校長是「集體暴力」，放大一點，也可以說是「國家行為」。宋彬彬當時「擔心別人指責自己『反對鬥黑幫』，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的武鬥。」（道歉語）
1月12日，劉進在母校第一個道歉，為自己攻訐老師的大字報道歉，最後向宋彬彬道歉，「是我讓你和我一起貼大字報，是我作為總領隊派你帶領同學們上天安門城樓，而影響了你的人生。」19歲成名天安門城樓（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當年莫大榮耀竟成投射一生的陰影，落差如此之大，當然說明那會兒社會之偏、如今歷史的前進。得承認，宋彬彬當年實在也是純潔青年，只是喝了「狼奶」，被時代大潮裹挾著「一夜成名」，那麼年輕就為文革背上沉重十字架，以至於要為這次道歉「做好充分思想準備」，肯定有人會指：「假道歉，真反撲。」因為她的道歉辭中含有會被指為「撇清」、「辯解」的內容。如果聰明一點，既然是道歉，不說那幾段「說明語」，效果更好。當然，我也理解她太想一併當眾「說明事實」。
無論如何，這一聲道歉不容易，宋彬彬首先得說服自己，得認識到自己的「領導責任」，既對形成打死校長的校園氛圍有一定責任（參與全校第一張大字報），也對沒有及時制止毆打折磨有責任。哦，「責任」兩字，相信已折磨她大半輩子，也折磨著當年集體「打砸搶」的紅衛兵一代。晚年靜思，不可能沒有絲絲縷縷的懺悔爬出來吧？即便是整個時代的錯誤，自己畢竟也……
文革剛結束，走出秦城的周揚到處道歉，向他文革前整過的作家、藝術家一次次致歉，可惜遭到制止。眾所周知，對文革的反思遭到限制、淡化。
好在時代終究在前進，不久前陳小魯（陳毅之子）為當年的「紅衛兵行動」道歉、現在符號性更強的宋彬彬勇敢「站出來」，要求從根源上反思整個文革基因。「我們欠缺基本的憲法常識和法律意識，不知道公民享有被憲法保護的權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對人權、生命的集體漠視，釀成了卞校長遇難的悲劇。」（道歉語）這應是宋彬彬的「深刻提煉語」，也是對文革暴行最實質性的剖析。
我認為宋彬彬的道歉是痛苦掙扎後真誠的理性複歸，也是人性復蘇的某種標誌。而且，根據我國目前社會艱難轉型的形勢，很需要這種認錯。因為，認錯乃改錯的第一步，惟認錯才可能進行接下來的糾錯、堵錯，才可能真正棄錯就正，凝經驗為原則。
至於海內外近日對宋彬彬道歉的各種反應，包括丈夫王晶堯的「不接受」，很多元，也很正常。民主自由麼，原本就是基於多元多歧的社會現實，才需要民主制度保護。如想只有一元化，即只出一種聲音，當然只有一種辦法才能實現——暴力。
文革這筆大賬終究要算的，那麼多人在等著。筆者這樣的「文革少年」（本人就讀的初中即名「杭州要武中學」），雖然人還在，心未死，畢竟歲入暮年，時間真的不多了。
＊作者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原文刊載於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楊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