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謂「患難見真情」，德國《世界報》的文章「中國曾想如此在最後一刻拯救德意志民主共和國」（So wollte China 1989 in letzter Minute die DDR retten）開頭如是寫道。
該文章追溯到1989年的「六四事件」，3天之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社會統一黨（SED）政治局委員克倫茨（Egon Krenz）便在德國媒體的鏡頭前公開表示，北京做了重新恢復秩序的事情。東德人民議院隨即也發表了團結性表態：中國的「人民政權」為恢復秩序和安全被迫動用了武器，不幸導致大量人員受傷甚至死亡。
當年的6月12日，《世界報》繼續寫道，東德外長菲舍爾（Oskar Fischer）向中國外長錢其琛重申了兩國之間緊密團結的兄弟情誼。三個月之後克倫茨在訪華過程中再次向中國表達了「並肩作戰」的態度。
1989年10月底，輪到中國回表誠意。幾個月以來，越來越多的東德人，多為年輕人，經由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逃離祖國。即使讓昂納克（Erich Honecker）下台、克倫茨親自接任東德最高領導人一職也無濟於事。
「中國領導人準備不遺餘力支持東德」
1989年10月27日，曾參與改善中國和東德關係的時任中國建設部長林漢雄召喚東德駐華大使博瑟爾德（Rolf Berthold）。《世界報》查閱的文件中包含了一份博瑟爾德所寫的簡短報告指出，林漢雄表示，東德社會主義的命運不僅對中國社會主義的勝利，而且對世界社會主義而言也具有戰略意義。「中國領導人準備不遺餘力地支持保障東德社會主義制度」。
林漢雄明確表示，鑑於東德複雜的勞工狀況，中國願意為該國提供勞工，具體人數和相關專業由東德選擇。為避免東德外交人員回絕，林漢雄特別強調，由於事關政治援助，東德為此無需支付外匯，可以通過貨物償還。另外，中方也做好了立刻採取行動的準備，林漢雄甚至可以臨時出訪東柏林，但他仍需徵求中共中央委員會11月初全體會議的相關意見。
東德回應一拖再拖，官僚主義誤事？
自1982年擔任駐華大使的博瑟爾德自然體會到此次談話的意義。《世界報》接著敘述道，他在同林漢雄會面後立刻在當天下午向克倫茨發出加急電報。然而，由於公務纏身，克倫茨於次日才抽出時間閱讀此封來自北京的電報。他劃下電報重點後將其轉發給東德部長會議主席斯托夫（Willy Stoph）。
斯托夫於10月30日在給克倫茨回信中提出自己的建議：向駐華大使發出加急快報表示，東德黨和國家領導人對中共領導人的援助意願表示感謝，並將很快邀請林漢雄同志對東德進行訪問，與相關部門展開具體會談。斯托夫在信中補充道：「如果你（克倫茨）同意的話，請立刻安排發出電報。」
然而，東德的官僚機構未能及時行事。雖然斯托夫和外長菲舍爾的辦公室之間只有10分鐘的步行距離，電報的措詞被進一步修改後於11月1日才被送達東德外交部。之後該答復估計被直接送往北京，但是相關外交文件中並未留檔。
與此同時，菲舍爾從外交部遠東事務負責人措恩（Klaus Zorn）那裡了解到，目前在東德國企鐵道車輛建造公司就職的918名中國工人工作表現良好。但是，措恩指出，不能在未經具體核實條件的前提下籠統答應增加額外中國勞工，要視具體項目和從業人員相關技能而定。
《世界報》指出，通過措恩的報告可見，措恩沒有理解北京的意圖。中共不是想讓中國勞工在東德接受培訓，而是想讓東德自由選擇所需人員。 （相關報導： 集體創傷記憶》柏林圍牆基金會主任：它曾象徵國家分裂恥辱，如今卻是珍貴歷史遺產 ｜ 更多文章 ）
1989年11月2日，斯托夫在東德部長會議上公布了來自中國的「援助意願」。五天之後，在一次又一次的大規模抗議遊行的強大壓力之下，東德政府宣布集體辭職。中國的「好意」未能派上用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