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就台灣地區法務部門的粗略統計，當下浪跡在外，餐風露宿的逆風少年，至少就有兩萬人之多。他們從高風險家庭中被拋到社會陰暗的角落，生活的無著落，導致生存的無方向；靠近犯罪或毒品，各有其背後的結構性原因，不容以心裡脆弱或抵抗誘惑能力下降，說明其真實遭遇。最終，當他們走進矯正教育的安置學校或相關單位後，必須面對的管制，或許感到不自由，卻無疑獲致從漫漫夜路中，稍作喘息的機會。
安置中接受管訓與教育的少年們，在逆風而行之際，開始從不安、仇懟的情緒中，找到帶著懷疑的某種舒緩眼神，目視週遭的環境與夥伴。而後，是在這樣的真實中，開始了真心的話語交談；當吐露心聲形成一種互動的過程，交換的便也是進一步生命經驗的對話了！這時，陪伴因而發生陪力作用。少年不再因懼怕或仇視環境，而封閉自己的內在抑鬱。
他們終於開口了，對話發生了，戲劇也終於發生了！劇場就是這樣展開的…。
一般的說來，劇場率皆以演出的成果，來和觀眾或社會的目光，達成價值判斷的交流。就是常說的：這戲好或不好。然則，當戲劇與教育產生關聯時，無論是成人教育、學校教育或邊緣矯正教育，都牽涉著如何將成果與過程辯證討論的思惟。亦即，單一以演出成果來判斷一齣戲碼的成就，並無法如期待般，讓戲劇教育的過程被充分展現。這裡便關係到劇場如何在參與者身上產生「培力」效應”Empowerment”的討論。這樣的討論在這次演出，同樣具備客觀對待的條件。
戲劇教育的過程論辯，若以拉丁美洲解放教育專家 保羅、弗萊爾 ”Paulo Freire”為代表案例！他提出的教育終程目標：以「對話」為標竿的論述，自然有豐富的內涵。然而，「對話」並不是表面上客觀中立的各自論述，便能訴說其真諦。因此，弗萊爾才提出「對話」以世界作為中介的論說。這裡我指的「世界」，並非抽象的形容，而是具體的指向，便也是：在特殊現實環境下改變中的世界，也可以說成是「變動中的社會」。設若如是，那麼接下來的問題便在於：逆風少年的戲劇行動，其實牽涉著兩個社會：其一，做為中繼站的安置單位或學校---例如，諸多安置中心、少年監獄或者如誠正中學的矯正學校；再者，則是出了學校後的現實社會。而這恰也是〈山中樂園〉這齣戲碼的重要主題。當少年完成刑期，離開中繼安置單位後，如何被社會接納並置入日常軌道。
太多的案例顯示，很顯然的，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就從台灣網路媒體「報導者」的專題報導中顯示，根據社福單位的統計，目前全島有兩萬名活在「高風險家庭」下的少年。他們「中學就輟學，從學習脫隊；也有不少的少年進入政府設立的安置體系，但在結束安置後很快被丟回社會，連社工都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裡。」因此，很多因著家人貧困、罹病或在監等因素，被迫再次走上歧途；當然，有些少年為了遠離家庭暴力，淪入街頭後，為了糊口，只能在工廠裡當搬運工、房售舉牌人、夜市叫賣者、洗頭小妹、便利店店員或者水泥工助手(資訊來自「報導者) 。可以說，是在逸出法律保障青少勞動的規範外，卻在地下勞動體系中，被雇主或工作環境所高度剝削。在這裡，經濟問題所形成的貧困，再次成為核心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