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有一個對抗槍聲恐慌症的新處方：槍聲太大時，趕往最近的木梯，跑上跑下幾回，而且至少一定要跌倒一次。跑來跑去跌倒會產生摩擦聲和其他聲響，你就不會去注意槍聲，更不用擔心了。鄙人我已經試過這道神奇藥力，十分有效！
—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
不管戰勝或戰敗，平民百姓永遠是戰爭最大的輸家。而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後代都同樣有心理創傷的問題需要面對。在從事轉型正義的同時，不要忘記好好處理這個至關重要的區塊。畢竟，在政治與法律之外，人的心靈如何復返健康，社會心理如何走向願意彼此互相扶持，更是需要好好來處理。
二次戰後至一九八○年代，德國人雖然普遍避談納粹過往；但在此同時，他們都眼睜睜地看到，許多男人從戰場回來後，身心受到嚴重創傷。沒有出門打仗、留守在家園的婦女，也有許多人被占領軍強暴。被強暴的少女，絕大部分無法從父母處得到安慰與幫助；有些少女的母親甚至於也是慘遭強暴的受害者，因此造成許多婦女長期以來對自己作為女性的認同十分低下。此外，還有1,400萬德裔百姓從東歐被驅趕到戰後滿目瘡痍的西德（其中約有50萬人在逃難途中過世），以至於戰後西德處處可見離鄉背井的人，以及孤兒、寡婦。德國人既是發動戰爭、殘害六百多萬人的加害者，同時也是自己陷自己於熊熊戰火摧殘中的受害者。然而，因為二戰傷亡太慘重，德國社會對於自己人民受害的問題，一直很難談，即便到現在。
的確，加害者如何以受害者的身分自傷自憐呢？
戰後西德人在心理上經歷的這般重大危機，直到1967年心理分析師米雪莉西（Alexander & Margarete Mitscherlich） 夫婦出版《無力哀悼》（DieUnfähigkeit zu trauern）一書，才首次被清楚地刻劃了出來。這本受到高度矚目的書提到，能夠對自己錯誤的行為產生罪惡感，進而懂得「哀悼」，前提是犯錯的行為者必須能從「獨立個我」（Individuum）的角度同理去感知另一個「獨立個我」內心的傷痛。而一個人是否具有這種同理別人痛苦的能力，取決於童年期自我認知是否受到良好的養成。換言之，是否具備足夠的心理素質，可以真切地（而非扭曲或盲目地）看待他人在自己生活周遭共存這個事實。米雪莉西夫婦提到，二戰後的西德人以壓抑的態度避談納粹時代的種種，不希望因為道歉導致自尊受損，但反而因此讓社會重回二戰時期那種父權至上的硬派作風，不願意顯露情緒，也找不出適切的表達方式，對納粹受害者表示自己內心的悼念。因為拒絕承認別人跟自己一樣，有權揮別歷史陰影以追求當下與未來的幸福，結果反而讓自己一再錯失好好道歉認錯的良機。 （相關報導： 德國轉型正義》從德國看台灣 姚立明：50歲以上公職應寫「清白聲明」 ｜ 更多文章 ）
這樣的情況一直延續到一九八○年代中葉，心理分析教授拉德博醫師（Hartmut Radebold, 1935- ）開始從自身經驗意識到「戰火下的孩子輩」（Kriegeskinder, war children）遭遇到的心理困境。所謂「戰火下的孩子輩」是指1928年至1947年出生的那一輩德國人，也就是拉德博醫師自己身處的世代。這個世代有什麼樣的心理困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