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五年前見她時，我的母親已定居上海一段時日了，我告訴楊絳母親的近況，她點點頭嘆道：「妳媽媽好福氣。」我一時不知怎麼接話。那時書櫃上放著「我們仨」的合影，照片裡那個圓臉蛋乖女兒已先她而去，我太了解孩子先父母而去的創痛是人世至慟，我想說：是我的福份，還有媽媽讓我奉養……。結果還是訥訥的什麼也沒說。
更記得1995年她為《槐聚詩存》給我簽名蓋章時說：「夫在先，妻在後」，那時只覺得好玩也有些詫異，想她如此博學又「西化」的人，這方面倒很「舊式」呢。如今讀到《聽楊絳談往事》書中她這段話：「鍾書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顧人﹐男不如女。我盡力保養自己﹐爭求『夫在先，妻在後』﹐錯了次序就糟糕了。」
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她的「先、後」竟是那個意思！她是撐著不能先走，若走在前肯定放心不下。這個遲來的領悟令我心為之震動，久久未能平復。
見她的那天正巧是耶誕夜，楊先生從書桌旁挪出一棵小小的「聖誕樹」，笑盈盈地為我同去的孩子點亮 -- 傳記書〈後記〉裡提到，前些年歲尾楊絳因小恙住院一週，醫護人員對她關懷備至，出院時一位年輕的大夫送她一棵聖誕樹，接上電源，小樹就五彩繽紛的閃爍起來。我的晴兒聽見這位中國老奶奶說話一下冒出一個英語詞彙一下夾帶法語，頗感驚訝，我告訴他說：她還會西班牙文，翻譯過《堂吉訶德》呢！把這個ABC(美國生的中國人)「震」得只有乖乖坐好、靜靜替我們照相的份。
冬天日短，窗外天色早已暗下來，董秀玉說：楊先生要累了，咱們走吧。我心中不捨也無可奈何。與她握別，她的手不特別柔軟也並不粗糙，九十多年來這隻手成就了多少事，寫出多少字，還服過多少粗重污濁的勞役。光是這隻手就是個奇跡的製造者。
他們寓所的小區還是一樣安靜，外觀雖然陳舊了，老人家還可以在院裡散步，我想像二老並肩散步的模樣，就像那張背影的照片裡那樣，定格了，永不消逝。三十年前這些簡樸的、連電梯都沒有的公寓式小樓房，還被稱為「部長樓」呢，當年的芳鄰們而今即使沒有搬到新建的豪宅，至少也「豪華裝修」了一番，就只有他們家保持原貌，連地板都不鋪。住在三樓，老人家進出還是得一階一階的上上下下：別戶把陽臺封起來增大住家面積，但楊先生不要，她要保持三口人都在時的原狀。
而且，在《我們仨》裡，她說過：「三里河的家，已經不復是家，只是我的客棧了。」
出了小區，外面就是另一個世界了。我每到她那兒一次，外面的北京城就又是一個面貌，尤其這次奧運剛過，真個是天翻地覆。那晚我們要去國家大劇院觀戲，從三里河到長安街，不算長的距離卻走了一小時不止 -- 根本不是走，而是車子用難以覺察的慢速度在路面上挪移。往常我大概會心煩不耐，但此時我在車裡心平氣和地回想與她相聚的點滴，她的從容優雅可以撫平我的焦躁，甚至生命的焦慮。新建成的國家大劇院富麗堂皇，卻並不給我親切之感，連帶裡面極盡聲光之娛的表演也覺得遙遠疏離：我的心還牽掛在那間沒有鋪地板的小室，他們三口曾經生活在那裡，哪兒也不想去：他們具備的知識和胸襟，給了他們一個豐饒的精神世界，那裡沒有語言、文化、國界甚至時空的拘束隔閡，他們可以遨遊在古今中外的文學花園裡，自在享受自己珍視的喜好，讀書寫字，與世無爭，不求名不求利，不擾人也但求不受干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