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公平程度升至自大蕭條前夕以來的最高水準之際，短期經濟將很難強健復甦，而以努力工作換取美好生活的美國夢正緩慢地幻滅。
歐巴馬連任美國總統，此事有如一次羅氏墨漬測驗〈Rorschach test，編注：用來判斷個人性格的測驗〉，可以有很多解讀方式。在這次選舉中，兩大陣營辯論一些我深感憂慮的議題，例如美國經濟看來正深深陷入長期萎靡的狀態，以及頂層一％與底層九九％之間愈來愈大的鴻溝，不只是分配結果不公平，機會也不公平。對我來說，這些問題是一件事的兩個面向：在不公平程度升至自大蕭條前以來的最高水準之際，短期內經濟將很難強健復甦，而以努力工作換取美好生活的美國夢正緩慢地幻滅。
不公平加劇與復甦乏力緊密相關，但政界議論相關問題時，往往把它們當作兩個獨立的現象。不公平扼殺、阻礙和抑制經濟成長。連傾向自由市場立場的《經濟學人》雜誌也在〈二○一二年〉十月的專題中表示，美國的不公平程度和性質對國家構成嚴重的威脅。我們理應知道有些事情出現可怕的錯誤。但四十年來不公平不斷擴大，而且出現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之後，我們仍然無所作為。
中產階級弱化，撐不起消費內需
有四大原因使不公平扼殺復甦。最直接的原因是中產階級太弱，撐不起向來推動美國經濟成長的消費支出。二○一○年，收入最高的一％美國人拿走九三％美國所得成長，而中產階級家庭經通膨調整的家庭所得低於一九九六年的水準，他們最可能把所得花掉而不是存起來，某個意義上是真正的就業創造者。危機前十年的經濟成長是不可持續的，它仰賴底層八○％的人花掉他們一一○％的收入。
第二，中產階級自一九七○年代以來逐漸空洞化，這趨勢只有在一九九○年代曾短暫中斷。他們無法藉由投資自己和下一代的教育，以及藉由創業和改進既有業務來投資在自己的前途上。
第三，中產階級的虛弱正阻礙稅收成長，尤其是因為頂層非常擅長避稅和遊說華府為他們提供租稅減免。最近政府把年所得超過四十萬美元和家庭年所得超過四十五萬美元的邊際所得稅率恢復到柯林頓時代的水準，但這種溫吞措施對改變大局毫無作用。華爾街投機所得的稅率遠低於其他類型所得。低稅收意味著政府沒有能力做一些對恢復長期經濟活力至關緊要的投資，例如基礎設施、教育、研究和醫療的關鍵投資。 （相關報導： 有金錢前就有欠債的債務人類學：《錢的歷史》選摘 (4) ｜ 更多文章 ）
第四，不公平與景氣波動更頻繁和劇烈有關，這種波動使經濟變得比較動盪和脆弱。雖然不公平並未直接導致危機，但美國上一次出現如此嚴重的所得和財富不公平已經是一九二○年代末的事，結果造成股市崩盤和大蕭條。國際貨幣基金已經指出，經濟不穩定與經濟不公平之間有系統關係，但美國的領袖仍未吸取這個教訓。我們向來認為任何人只要有才能而且努力工作，都可以成功。嚴重加劇的不公平違背這種理想，因為這意味著生在貧窮家庭的人很可能永遠無法充分發揮潛力。加拿大、法國、德國和瑞典等富裕國家兒童的成就超越父母的機會比美國兒童多。我們超過五分之一的兒童過著貧困的生活，在所有先進經濟體當中是第二差，比保加利亞、拉脫維亞和希臘等國家還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