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記者傅東飛（Rupert Wingfield-Hayes）的三人採訪團隊上個星期被北韓當局拘留後驅逐，並被迫為自己的報導做出了道歉。傅東飛被單獨關押10個小時，並遭到了審問。現在傅東飛寫出了自己的這段經歷。
在北韓待了一個星期之後，我早已做好了回家的凖備。這次為了三名諾貝爾獲獎者訪問平壤的報導之行令人疲倦，而且壓力很大。
在平壤，如果沒有五個官方派出的隨行監督人員陪同，我哪兒也不能去。晚上，BBC團隊都集中在有人看守的小區內的一個非常熱的別墅中。我們和每個人都發生了矛盾。我們的北韓監督人員已經很公開地敵視我們。
我們都期盼著能夠回到北京喝上一杯冰鎮啤酒和睡上一個好覺。
出於某種原因，在平壤飛機場的女移民官花了很長時間檢查我的護照。當她最終在我護照上蓋章的時候，其他人都已經通過安檢去了登機口。當時我就感到很奇怪，但是卻沒有馬上引起我的警惕。
然後一名北韓邊境官把我叫了過去 – 在他手中有我的數碼錄像機。他手指著一個走廊說，「我們需要對這個進行檢查。」另外一名邊境官在後面的一個房間試圖從電腦上打開我錄像機的文檔。
「有什麼問題嗎？」我問道，「那個卡上什麼都沒有。」他回答說，「就等一下」。
「我不能等了，」我說，「我需要搭乘飛機去北京。」這名邊境官直視著我說，「飛機已經起飛了。你不會去北京。」
到這個時候，我的警覺感迅速地充滿全身。我暗想，「天呢，這是真的。我的飛機要起飛了，我卻被留在了北韓。」
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當時我的同事伯尼（Maria Byrne）和古達德（Matthew Goddard）拒絕登機，並對那些推著他們上飛機的北韓人大喊。
不過當時，我不知道這些，我感到非常孤立無助。
我們之前的督察人員中的兩人在這個時刻出現在門外。他們說，「我們會帶你去見有關部門，一切都會清楚。」
我被帶著走進了一輛等待的汽車裡，一邊有一個監督人員，坐在後座上。
汽車行駛在平壤空蕩蕩的大街上，沒有人說話。眼看著那些混凝土公寓樓，我腦中考慮著這自己的處境。
除非有高層的指示，即使在北韓，你也不會拘捕一名來訪的記者。 我當時想到了美國學生瓦姆比爾（Otto Warmbier）因為從酒店中偷了一幅宣傳標語而被判勞教15年。我是否會成為下一個在其國家電視台中露面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