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常民」轉成「國民」的意外火花：《重構台灣流行歌曲史》選摘（2）

《嘉慶君與王得祿》與《西螺七劍》等連續劇系列作品在當時非常轟動，但卻都只使用臺語演出，從來沒有一部使用華語。由使用語言來看，我們可再度確認，這些作品表面上是電視娛樂，卻含有政治意圖，其用意在於去除臺灣社會中「常民」和「移民」之間的文化及歷史差異，將「常民」融合成為具備中華民族意識的「國民」。

其實，姑且不論社會教化的效果和動機，這些迎合特定政治意識形態的時代產物，往往會產生破綻、矛盾，甚至反效果，而時常成為民眾私底下揶揄的對象。例如當時有許多謳歌中華民國「國花」、也就是梅花的相關作品，宣揚我國在困境下強靭不已、「愈冷愈開花」，但因為梅花在亞熱帶臺灣其實很少見，大部分人對梅花不僅無感，坊間反而出現「不冷不開花」的反諷。像這種弄巧成拙的現象，也可見於「嘉慶君」。

在一九八〇年七月的大專聯考中，乙、丁組的共同考科「中外歷史」出現一題多重選擇題：「以下哪些人曾經來過臺灣？（A）清高宗乾隆皇帝；（B）國父孫中山先生；（C）清仁宗嘉慶君；（D）林則徐；（E）劉永福。」正確答案為：（B）與（E）。然而當時臺視正播出由葉青主演的《嘉慶君遊臺灣》，且收視率太好，還將集數延長，下檔時間剛好在聯考之前。

《嘉慶君遊臺灣》使用臺語，觀眾幾乎來自本省家庭，因此許多本省籍考生都誤以為嘉慶皇帝真的來過臺灣，紛紛誤入「陷阱」，而外省籍考生則因語言上的隔閡，看臺語連續劇的機率比較小，受到的影響相對較低。

在一九八〇年代，大專聯考是決定年輕人未來前途的重要關鍵，且這道題目是答錯需倒扣分數的複選題，短少三分就可能相差十幾個志願。因此，考試結束後，許多本省籍考生家長便不斷陳情，進而形成一場抗議事件。

當時在臺大歷史系任教的楊雲萍教授，就成了本省籍家長申訴的對象。只不過這位本省籍且本身還是小說家的楊雲萍教授，在接受記者訪問時，卻斬釘截鐵地回覆記者：「嘉慶君絕對沒有來過臺灣。」還誇獎這一題出得很好，「因為史實和傳說畢竟不同」。這個答覆讓原本希望楊雲萍能為他們仗義執言的本省籍家長和學生大失所望，最終這場抗議也無疾而終。

相對於楊雲萍忠於歷史、就事論事，在臺大歷史系鑽研中國近代史與國民黨史的河南籍教授李守孔，則在同年七月的國家建設研究會裡痛批新聞局與臺視失職，放任違背史實的《嘉慶君遊臺灣》在電視上播出，戕害莘莘學子。

李守孔的批判雖未引發效應，但他強調，不僅嘉慶君沒來過臺灣，歷史上也沒有任何一位皇帝來過臺灣，主管單位和電視臺都應為本省籍考生的錯答負責。

《嘉慶君遊臺灣》的聯考事件，一方面顯示以寓教於樂方式包裝政治意識形態，有一定程度的效果，但一方面也暗示這種政治介入大眾娛樂的教化手法，往往必須付出社會代價。而在聯考事件中，付出代價的顯然是本省人考生。除了聯考考題之紛爭外，作為連續劇主題曲的〈嘉慶君與王得祿〉，也投射出臺灣歷史上民謠（俚俗謠）和國族認同的關係。 （相關報導： 作為未來的紀念—臺灣本島最後的原住民製陶身影：《島史未竟》選摘（2） ｜ 更多文章 ）

其實早在日治時期，臺灣便出現如〈嘉慶君與王得祿〉般，強調日本帝國之地理空間連帶感的歌謠相關書籍。一九〇二年由宮崎直道著、臺灣日日新報社印刷的唱歌教材《新編臺灣地理唱歌》，鉅細靡遺地介紹臺灣各地地理位置、地方特色和歷史風物，包括基隆、水返腳（汐止）、南港、園山、萬華、鶯歌、桃園、楊梅、紅毛田、通霄、臺中、彰化、鹿港、臺南、高雄、屏東、鵝鑾鼻，包括澎湖島等離島都出現在歌詞中。不過該書並未收錄歌譜，因此無法知道其旋律。

一九二〇年代後期，一些日本人以日語為書寫工具、創作出許多具地方民謠風味之歌曲，來宣傳日本各地的地方文化並促進觀光，即「新民謠運動」。新民謠運動表面上不具政治色彩，但背後藏有重新賦予日本人文化認同的任務。

當時臺灣作為日本帝國殖民地，也是這個運動的一環，因此許多日本作詞人便開始以日語描述阿里山、基隆港、大稻埕、安平、萬華等臺灣地方文化，並發行唱片。如〈臺北小唄〉、〈萬華小唄〉、〈大稻程小夜曲〉、〈阿里山小唄〉、〈基隆セレナーデ〉等，不只表達出日本人對臺灣這塊土地的感情，並記述這座島嶼上住民的生活及歷史風物，同時也將臺灣融入日本，讓這塊新領土與帝國融成一個文化共同體。

民謠中的「民」通常指的是「常民」，但不論是日治時期的新民謠運動，或一九七〇年代後期的新民歌運動，背後的企圖往往卻是「國民」意識的凝聚（詳見第八章）。因此，大部分的民謠運動其實並非由常民發起，而與知識分子或政府當局有關，其表面上無色透明，但卻充滿濃淡不一的政治意圖。

話說回來，一九七〇年代〈嘉慶君與王得祿〉等臺語連續劇主題曲的傳唱，其實僅是附屬於具政治意圖之戲劇作品的文化現象，尚且稱不上是一個具有組織、目標、行動方針，欲將臺灣俚俗謠連結到中華民族認同的「臺語新民謠運動」。然而，這種透過歌曲觀看或描述自己家鄉的方式，和日治時期日本人大量創作的「臺灣新民謠」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嘉慶君與王得祿〉的暢銷，對於當時正陷入「無歌可唱」之困境的臺語唱片業者來說，似乎提示了一條適合他們的生存路線：以低成本、不用考慮版權問題的製作模式，不斷反芻傳統，複製臺灣古老俚俗謠。具體地說，在一九七〇年代臺灣社會底層民眾之間，默默發酵出一股充滿常民文化色彩的新型俚俗謠風潮。

＊作者陳培豐，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博士。曾任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副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重構臺灣流行歌曲史：常民／移民的競合交響與「臺灣味」的誕生》（春山出版）。 （相關報導： 作為未來的紀念—臺灣本島最後的原住民製陶身影：《島史未竟》選摘（2）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