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不到一個月內，世界人工智能大會和世界機器人大會先後在上海和北京舉行，凸顯中國在最具戰略意義的新科技領域的野心。
兩場大會雖名為「世界」大會，實際都是中國以自己為主場進行的「1+N」式外交平台。這一模式可追溯到2014年在浙江烏鎮創辦的世界互聯網大會，如今已從互聯網擴展到人工智慧與機器人。
在美國，人工智慧同樣被提升到戰略高度。就在兩場大會之間，美國總統川普批准將「外國製造的先進機器人設備」列入國家安全受管制名單。中國企業受到的影響尤其受到關注。中國人形機器人出貨量佔全球80%以上，宇樹科技一家遍佔比32%。
從AI模型、先進晶片到機器人，中美競爭正從科技公司的產品較量延伸至產業和國家安全，也被形容為一場新的「AI軍備競賽」。那麼，中美兩國究竟在比什麼？
AI真的正在成為「軍備競賽」嗎？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警告，AI可能成為「通向災難的瘋狂競賽」；馬斯克也曾表示，AI可能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美國國會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更建議啟動「AI版曼哈頓計劃」。
曼哈頓計劃正是美國在二戰期間研發核武器的秘密計劃。
此後，越來越多聲音將今天的AI競爭類比為20世紀的核競賽。
在這個賽場上，呈現出「你追我趕」的的激烈場景。2022年11月OpenAI發布ChatGPT，一鳴驚人，當時業界認為中美AI差距在兩年；2025年1月DeepSeek發布R1，讓美國資本市場受到震動，差距改為一年；今年7月Kimi K3發布後，有分析師認為差距已縮至四到九個月。
1945年7月，美國率先試爆原子彈；1949年8月，蘇聯成功試爆自己的第一枚原子彈。1952年11月，美國試爆首枚氫彈，不到十個月後，1953年8月，蘇聯也成功試驗氫彈。到民用核能領域，蘇聯甚至一度反超：1954年6月，世界第一座核電廠在蘇聯奧布寧斯克建成並網。
「這個類比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因為AI和核武器一樣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美國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地緣政治部門主管魯曉萌對BBC中文指出。
魯曉萌說，AI擁有廣泛的商業應用，核能則不然。很難想像普通人日常使用某種「民用版核系統」，但AI已出現在每個人的個人設備上，被廣泛使用。
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員陳凱欣（Kyle Chan）則認為兩者的不同之處更多。核武器只有一種用途，即大規模毀滅。而人工智慧是一項多元化技術，形態、能力和用途各異；它確實可被用於不良目的，如增強網絡攻擊能力或製造生物武器，但同時也是數百萬個人和企業日常使用的普通工具。
「所以，把人工智慧等同於核武器是一種誤判，可能導致錯誤的政策應對方案。」陳凱欣表示。
美國要突破極限，中國要擴大應用
「中美兩國在人工智慧上走的是截然不同的路子。」陳凱欣說。
美國的人工智慧由少數幾家提供專有模型的私營企業主導，政府基本不介入，主要靠行業自我監管。
這種模式催生了極其強大的模型、巨額投資和收入，但也讓人們越來越擔憂：該如何應對風險，以及政府監管應扮演怎樣的角色？
美國幾家大型AI公司都表現出對通用人工智慧（AGI）的追求。
OpenAI在其章程裡寫明，公司使命是確保實現AGI並使其造福全人類，並將AGI定義為「在大多數具有經濟價值的工作上超越人類的高度自主系統」。
Google DeepMind稱，最終的AGI有望帶來歷史性變革，並將其定義為「至少在大多數認知任務上與人類同等能力的AI」。
這條路線的核心打法是Scaling Law（規模定律），即不斷擴大模型參數、堆疊算力，使大模型持續進化，最終突破關鍵節點實現AGI。
在這種模式下，AI公司的模型多為閉源，用戶按詞元（token）量付費，現金流穩定，企業對模型控制力強。
陳凱欣表示，中國的人工智慧受中央政府強力引導和監管，產業更側重推廣普及和融入實體經濟。政策制定者希望AI提升各行各業生產力，而不是執著於打造可能導致大規模失業的超級智能。
半導體評論者、新加坡科技諮詢網TechTechChina主編卓薇安（Vivian Toh）認為，中國AI的獨特路徑不是要打破西方生態或顛覆現有體系，而是開闢一條「低成本、高協作」的新賽道。
魯曉萌也指出兩國的不同：中國公司採取「快速跟隨者」策略，以低成本推出「足夠好用」的模型，推動全球快速採用；美國同行則更關注前沿技術，力求引領行業。
換言之，中國的策略是「擴散」，或AI能不能快速進入更多行業。
繼去年提出「人工智慧+」後，今年「十五五」規劃進一步明確這一路徑，邏輯與11年前的「互聯網+」一脈相承：把技術能力嵌入各行各業，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今年更進一步與「一帶一路」結合：世界人工智慧能大會上，29國簽署協議成立世界人工智慧合作組織，成員多為發展中國家，包括俄羅斯、巴西、委內瑞拉等。該組織設秘書處，並提供5000個赴華AI培訓名額。
「當然這也是中國在先進晶片獲取受限現實下的一種務實產業策略。」卓薇安稱。
魯曉萌認為，在全球AI競賽中，政府干預的作用相對企業戰略而言是次要的，最終AI實驗室才是技術競爭的最前線。
如果美國公司能拿出「下一個大事件」（比如AGI），就能在中國同行面前建立實質性領先；否則，中國模型將在應用比率上超越美國領先者，佔據更大全球市場份額。
兩條路線能否走下去，還取決於另一個問題：誰有足夠的資源，把AI真正做大？
中國缺晶片，美國缺電力
中美各自的短板，恰好是對方的長板：中國受晶片和資本的雙重制約，美國則面臨電力供給和地方社區民意的雙重限制。
就中國而言，陳凱欣進一步闡釋，美國對輝達頂級晶片的出口管制，讓中國的AI實驗室更難獲得訓練和部署大型模型所需的算力。中國科技公司的規模也遠小於美國同行，算力基礎設施投入無法與之相比。
近期熱門AI產品一度出現擁堵和限流，背後反映出的，正是供給側的算力緊張。
DeepSeek最近宣布可能漲價，以減緩伺服器壓力；Kimi則暫停開放註冊並引入候選名單，也是因用戶太多，超出伺服器承載能力。
中美在AI領域的投入大概是5000多億美元和900多億美元的差距，這影響了算力堆疊、人才薪資、模型訓練等各方面投入。
陳凱欣認為，中國將能隨時間推移逐步解決算力難題：雖可能無法追平美國，但國產AI晶片和硬體系統正提供「夠用」的替代方案，足以讓中國AI產業繼續向前推進。
魯曉萌指出，美國正面臨能源約束，部分原因是各州電力系統相對老舊。中國發電量約為美國的2.5倍。
陳凱欣稱，美國雖在繼續擴建電力供給，但社區對新建數據中心日益成長的反對聲浪，也可能拖累其未來算力擴張，比如近期德克薩斯州州長便暫停了新數據中心並網請求的審批。
「相比之下，美國面臨的問題更棘手，因為歸根結底這是政治和社會層面的問題，而非技術問題。」陳凱欣說
「許多美國人並不認可人工智慧的價值，甚至認為它是一股淨負面的力量，因此對數據中心建設的支持度參差不齊。」
三種可能的未來
中美在AI上的競爭會像美蘇在核技術上的競爭一樣，直到一方崩潰解體為止嗎？
一種可能是，中美保持激烈競爭，但全球並不完全分裂。
「相互威懾是新權力格局的一部分。」魯曉萌提醒，中美之間的商業競爭和相互連通性，是威懾之外的另一要素，這在美蘇關係中並不存在。
「幾週前，數百家美國新創公司和大平台簽署公開信支持開源模型，這揭示了一種在冷戰時期不曾存在的相互依賴關係。我把這種連通性視為共同生產力提升的來源。」
陳凱欣也表示，如果現狀長期維持，全球會採取一種「混搭」方式使用人工智慧，根據成本等參數綜合採用中美兩國模型。
激烈競爭的同時，也可能就共同的AI安全與治理標準達成一致，這未必需要具約束力的條約，但至少能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
陳凱欣認為，如果中國模型真的縮小差距甚至超越美國模型，美國可能採取更強硬措施延緩中國AI發展，其中或包括更全面的技術管制。
而最糟糕的情景，則可能是AI競爭直接與國家安全危機交織。
魯曉萌認為，最糟糕的情景，是兩國間發生某種意外戰爭，可想像為「AI版古巴飛彈危機」失控。這正是為何需要建立戰略溝通渠道，保持兩國信息流動，避免由AI引發或助推的全球性危機。
此外，真正改變競賽規則的，也可能不是中美任何一方，而是AI本身的能力突破。
牛津大學哲學家威廉·麥卡斯基爾（William MacAskill）在今年5月的一次採訪中表示，若AI一旦能自主研發更強AI，就會以更大規模、更快效率研發更強AI，進入指數級「智能爆炸」，幾年內壓縮人類一個世紀的進展。
他最擔憂的，是權力借此高度集中於某個國家、公司甚至個人：AI沒有選票、財產或組織忠誠，其行為完全取決於訓練目標，傳統政治制衡可能因此失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