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學歷青年的失業悲歌：50萬人瘋搶583個鐵飯碗，印度的「人口紅利」為何淪為定時炸彈？

印度東部賈坎德邦（Jharkhand）曾開出查緝私酒的基層執法人員職缺，但這583個職缺竟引來超過50萬人報考。《華爾街日報》14日報導，現年28歲、擁有電腦應用學位（Degree in Computer Applications）的梅塔（Kundan Kumar Mehta）便是其中一人。這場錄取率不足千分之一的殘酷競爭，不僅凸顯印度青年求職的絕望處境，更揭示了這個全球人口第一大國正面臨日益嚴峻的政治與經濟考驗。

為了這場考試，梅塔苦讀3年，每天都用功背戰數小時，同時還得為6英里（約9.6公里）的耐力跑步測試進行嚴格體能訓練。體測前夕，他搭乘5小時的火車前往偏遠考場，克難地睡在露天荒地；考試當天，竟有12名考生疑似因為酷暑倒地身亡，當地政府一度被迫緊急暫停測驗。

到了2026年4月，梅塔再度擠上擁擠的火車，在車站大廳打地鋪過夜，順利通過長達6小時的筆試。然而，7月放榜時他依舊落榜——這是他近十年來第6次叩關公職失敗。梅塔無奈表示：「我的父母根本無法理解，他們覺得：既然別人的孩子考得上，為什麼你不行？」

梅塔的挫折感，正是全印度數百萬失業青年的集體寫照。這股長期積累的青年怨氣在2026年7月全面爆發，首都新德里爆發大規模街頭示威，直接衝擊莫迪（Narendra Modi）政府的執政正當性。這股由醫學院入學考試舞弊醜聞而起的青年運動，打著「蟑螂人民黨」（Cockroach Janta Party，但這並非一個真的政黨）的招牌主導示威浪潮，最終逼得教育部長引咎辭職。

這場抗議浪潮的核心，直指公職考試與大學入學測驗中層出不窮的作弊與貪腐問題。在印度，考取公職與頂尖大學是底層階級向上流動最重要的窄門，如今這條翻身管道卻充斥著不公。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印度未能將其最大資產——龐大且教育程度日益提升的勞動力——轉化為實質經濟動能。長年以來，外界看好印度即將迎來「人口紅利」，即勞動人口比例遠高於受扶養的高齡與幼年人口，進而帶動經濟快速成長。回顧1980年代，中國正是憑藉龐大的青壯勞動力推動全面經濟改革，帶動經濟騰飛，東亞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經歷。

不過《華爾街日報》指出，印度在開發自身人口紅利的道路上卻步履蹣跚。相較於中國，印度的識字率提升緩慢，公共衛生指標至今仍落後中國；儘管商業法規已較過往簡化，但對企業而言依舊繁瑣沉重。

華府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人口學者賈達夫（Apoorva Jadhav）直言：「人口紅利從來就不會自動降臨，這實際上是在考驗政府治理能力，看它能否將龐大人口有效轉化為生產力。」 （相關報導： 泰國每年竟有三千人遭槍殺！民間擁槍破千萬把，總理阿努廷誓言加強管制 ｜ 更多文章 ）

印度經濟過去十年的年成長率雖達6%至8%，卻無法創造足夠的非農就業機會——印度每年需要新增約800萬個非農職缺，才能消化湧入勞動市場的新鮮人。不過根據印度官方數據顯示，該國的青年失業率目前約為16%，是全國整體失業率的3倍。

相較於父輩，當代印度青年的就業選擇看似多元。新德里專門輔導公務員考試的培訓機構「Rainbow IAS」創辦人辛格（Mrityunjay Kumar Singh）表示：「在1990年代經濟改革前，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唯一的雇主。自那時起，政府與民間企業都在提供工作。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的年輕一代應該感到慶幸。」

數據顯示，2014年至2024年初，印度新增約570萬個正規製造業工作；基礎建設支出帶動營造業熱潮，目前亦有約1200萬人投入外送與零工經濟，2019年以來更有數千萬人選擇農業。不過這些工作對於擁有大學學歷的年輕人毫無吸引力，但印度的大學畢業生卻越來越多。印度每年有超過600萬名學士畢業生，18至23歲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學率已達三分之一，遠高於二十年前的12%。然而大學文憑卻無法讓畢業生具備進入頂尖大企業的技能，年輕人對工作條件的要求也更加挑剔。

總部位於孟買的「阿齊姆普萊姆基大學」（Azim Premji University）在2026年的報告中指出，印度20至29歲的6000多萬名大學畢業生中，約有1100萬人處於失業狀態，這代表高學歷青年的失業率高達20%。

梅塔的堂兄弟沙提許（Satish Chandra Mehta）直言：「我們不是不做民間工作，但我們不可能去扛水泥袋，都讀到這個學歷了，我們無法再去從事體力勞動。」

然而，民間企業的基層工作往往無法提供青年所追求的穩定度、薪資與升遷空間。孟買「馬賽勒斯投資管理公司」（Marcellus Investment Managers）創辦人慕克吉（Saurabh Mukherjea）指出，勞動市場上「源源不絕的新工人供應」，正在嚴重壓低各行各業的薪資水準。

現年27歲、正在攻讀學士學位的庫馬（Bunty Kumar）在汽車零組件工廠工作多年，扣除加班費後月薪僅1萬5000盧比（約合新台幣5800元，年薪約1900美元）。曾參與7月抗議靜坐的庫馬感嘆：「在私人企業根本沒有職涯可言，完全看不到成長。」因此，他如同多數印度青年一樣，將目標轉向鐵路局或警局等具有法定每年調薪保障的公職。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間，民間企業大舉裁員，公家機關卻照常支薪，更讓公職的吸引力達到頂點。

對許多印度家庭而言，一份公職可說是全家翻身的保證。來自比哈爾邦（Bihar）、擁有物理學學士學位的22歲青年拉妮（Khushboo Rani），為了準備公務員考試留在新德里。7月她毅然走上街頭，主因是家鄉一場她苦讀數月的招考竟然在考前臨時喊卡。

「在我準備返鄉前三、四天——也就是考前六、七天——他們宣佈考試延期。整整兩個月的心血全泡湯了！」拉妮憤怒表示：「考試一旦被打亂，所有事情都受影響，而承擔一切代價的都是考生。政府根本不明白這一點。」拉妮的兩個姊姊都考上公職，大幅改善務農家庭的生計，她的夢想則是成為一名地方行政長官（District Magistrate）。 （相關報導： 泰國每年竟有三千人遭槍殺！民間擁槍破千萬把，總理阿努廷誓言加強管制 ｜ 更多文章 ）

梅塔同樣見證過公職如何改變家族命運。他的祖父母是農民，父親苦讀後當上警察，但微薄薪水要扶養眾多親戚與4個兒子；直到梅塔的哥哥們分別加入海軍、陸軍與公立學校任教，家境才真正好轉。如今振興家族的重擔落到了梅塔肩上，但在接連落榜後，他坦言必須轉而思考「B計劃」（Plan B）——像是經營小吃攤或回老家務農。梅塔說：「每個人都必須自立自強，你還能依賴別人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