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談反詐，最熟悉的畫面是什麼？銀行櫃員苦口婆心勸阻匯款、員警趕到ATM前攔下老人家、街頭逮捕提著現金準備交款的年輕車手。於是政府公布打詐成績時，我們習慣看到攔阻多少億元、逮捕多少車手、查獲多少人頭帳戶。
然而，台中地檢署近日起訴的一起疫苗採購案件，卻讓反詐治理出現一個更值得警惕的問題：如果站在交易桌另一端的，不是陌生網友，而是一個具有專業資格、社會地位甚至曾任公會理事長的人，我們的防詐警報還會響嗎？
依檢方起訴內容，彰化律師公會前理事長陳昱瑄等十七人，涉嫌在二○二一年新冠疫情期間，以具有BNT疫苗採購管道等說法，使慈濟支付三千萬美元、折合約新台幣十點六億元的委任報酬；檢方並指控相關款項後續透過人頭公司、現金提領及黃金等方式處理。當然，被告是否構成犯罪，仍應由法院依法審判認定。問題在於，單是檢方所描繪的犯罪結構，就已經足以讓政府重新思考台灣反詐政策的盲點。
因為這不是一般「猜猜我是誰」，而是另一種更高階的「相信我是誰」。
詐騙產業真正高明之處，從來不是說謊，而是降低被害人的懷疑成本。假檢警穿制服、投資詐騙架設假網站、愛情詐騙經營人設，本質上都在製造「可信任性」。而律師、會計師、地政士、財務顧問等專業資格，本來就是現代社會降低交易風險的重要制度設計；一旦專業身分反過來成為犯罪交易的信用背書，它產生的危險，自然遠高於街頭車手。
這也凸顯台灣反詐政策長期存在的一個弔詭：我們花了大量警力追查最沒有權力的人，卻未必建立足夠制度監控最有能力完成複雜交易的人。
十九歲車手提領二十萬元，銀行系統可能立即示警；但具有專業背景的人士介入億元級交易，若文件、公司、契約、委任關係看起來一應俱全，反而容易披上一層「合法交易」外衣。
於是，警察抓得到提款的人，金融機構看得到轉帳的人，檢察官最後也可能追得到收錢的人；但真正困難的是：制度能不能在十億元出去以前，就看出這筆交易不對勁？
這才是打詐應該進入的下一個戰場。
首先，反洗錢制度不能只盯著「錢從哪個帳戶出去」，還必須追問「誰在替這筆交易提供可信度」。專業人士如果介入異常巨額交易、境外支付、複雜法人結構或高風險資產轉換，主管機關及相關產業就應建立更成熟的風險辨識機制。
其次，大額現金、黃金及其他高流動性資產的轉換，更應成為金融情資分析的重要節點。犯罪集團之所以不斷改變洗錢工具，正因銀行帳戶的監控日益嚴密。如果治理思維永遠只守住銀行匯款，犯罪資金自然會尋找下一條阻力最小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大型宗教、慈善及非營利組織進行重大跨境採購或委任交易時，也應建立與企業大型投資相近的第三方盡職調查制度。專業人士的名片不能等於履約保證；公會頭銜更不能取代資金能力、供應來源、實質受益人及交易對手查核。金額愈大、跨境程度愈高、交易標的愈特殊，反而愈需要交叉驗證、履約保證與分階段付款。
台灣近年投入龐大資源打詐，警察也承受沉重的案件量與績效壓力。但如果政策仍以「抓多少車手、攔多少筆匯款」作為主要治理想像，就很容易發生一種荒謬景象：基層員警在超商門口追著二十歲車手跑，真正複雜的億元級交易，卻可能穿著西裝、拿著契約，在會議室裡完成。
車手當然要抓，但車手只是犯罪產業鏈最便宜、最容易替換的耗材。
真正成熟的反詐治理，應該從「辨識可疑的人」進一步升級到「辨識被濫用的信任」。銀行帳戶可以被利用，公司法人可以被利用，專業資格同樣可能被利用。犯罪經濟學最基本的道理，就是犯罪者會尋找成本最低、成功率最高的制度縫隙；當政府堵住人頭帳戶，犯罪就尋找新的信用載體。
因此，這起案件無論法院最終如何判決，都值得留下更深一層的政策問題：台灣的反詐制度，是不是太習慣防範那些「看起來像壞人」的人，卻沒有充分防範那些「看起來最值得相信」的人？
詐騙最可怕的從來不是陌生人的謊言，而是熟悉制度所提供的信任。
當一張律師名片、一個專業頭銜、一紙正式契約，都可能降低人們的戒心，反詐政策就不能永遠停留在宣導人民「不要相信陌生人」。
因為下一階段真正難防的詐騙，恐怕恰恰來自—我們最有理由相信的人。 （相關報導： 慈濟BNT爆10.6億詐騙案！內部信曝光「每一分錢都是十方善款」：全力追討不當所得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