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雅莉觀點：誰來監督審查者？學術倫理之外，我們是否也需要一套審查倫理？

近年來，學術倫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從論文抄襲、研究造假，到AI使用與研究資料管理，大學與研究機構投入大量資源建立調查與懲處制度。這些努力十分必要，因為學術共同體若失去誠信，便無法建立社會信任。然而，當我們愈來愈重視研究者的倫理責任時，另一個問題卻很少被提出：握有審查、調查與評議權的人，是否也應受到相應的倫理約束？我提出這個問題，並非否定學術倫理制度的重要性，而是源於自己歷經一件學倫理案件的懲處得到法院平反之後，開始對制度產生的反思。

我曾因一件在多年前申請、未獲補助、從未執行、也未公開的研究計畫，在事過境遷後遭人檢舉，校方隨後對我作成多項限制工作權益、期間長達五年的重懲。歷經三年的校內申訴、行政救濟與司法程序後，法院最終以校方裁量怠惰與違法濫權為由而撤銷了全部處分。

對於自己當年因時間不足而在引註上的疏漏，我從未否認，也願意接受合理的檢視與提醒。然而，在這三年的過程中，我一直很想知道的是：一項原本有限的引註瑕疵，究竟是如何在一次次審查與評議中，被賦予更多的意義，甚至逐漸演變成對一個人的人格、動機與學術態度的全面評價，一步一步塑造成另一種樣貌?我開始追問的，不再只是處分是否合理，而是一個判斷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在訴訟過程中，當法院要求校方提出原本列為密件的三級審查會議紀錄，並讓我閱卷時，我第一次真正看見，那些在我不在場的情況下，被說出的話。起初，原以為自己看到的會是對事實的討論，那本應是一個中性的會議留下的記錄。但很快地，我發現，那不僅僅是記錄，有些句子寫得很簡單，卻有明確的風向標。他們討論的重心似乎並不是如何理解一份計畫，而是如何判斷一個人。我第一次看到，有委員疾呼：「絕對不能只是給她書面提醒或警告或上個學倫課程就放過，應採最高嚴格的標準處理。」有人說：「她不是不小心，根本是故意。」再有人附合：「她是慣犯，這次一定要給她重大的警愓，日後才不會再犯」……，當我讀到這些文字時，第一個念頭竟是：我是不是拿錯了卷宗？我甚至低頭再確認一次案號，然而，那確實就是我的案件。

那一刻，我才明白，我雖然不在場，但關於我的人格、動機與學術態度，卻早已在那場會議中形成了評價。一位委員提出判斷，另一位委員補充理由，再有人加重評價，那些語句彼此呼應，也彼此強化。原本仍有討論空間的問題，便一步一步朝著相同的方向發展。原本用Turnitin比對結果為26％的引註疏漏，被逐漸描述為「故意」、「情節重大」、「慣犯」時，語言本身已經開始塑造案件的方向。 （相關報導： 北京觀察》學術圈大地震！頂尖名校集體淪陷？網紅博主靠AI揪出論文造假鐵證 ｜ 更多文章 ）

那一刻，我第一次意識到，當一個形容詞接著一個形容詞，一個推論接著一個推論，原本有限的事實，便可能逐漸演變成另一種樣貌。我真正看到的，不只是幾句評語，而是一個值得學界反思的現象：在一場封閉的審查程序中，語言並非只是描述事實，它也在建構對事實的理解。一旦某種理解逐漸形成，後面的討論便容易沿著同一條路徑發展。我逐漸明白，真正影響一個人的，有時並不只是最後的決議，而是決議形成之前，每一句話如何被說出口。

在一場我無法知悉、參與的審查會議中，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計畫是如何在眾人提議的過程中，一步一步被提升為情節重大的案件。我開始反覆追問：會議紀錄中那些「抄襲達八成」、「二十頁皆抄別人的」、「研究方法大多都是別人」等論述，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當這些與客觀比對結果存在明顯落差的描述，被寫入正式審查意見後，它們便不再只是個人的看法，而開始影響他人對案件的理解，並逐步塑造最後的判斷。我第一次痛心的體會到：程序參與權並不是一項抽象的法律概念，它關係的是，一個人是否有機會在評價形成之前，為自己被扭曲和誣衊的不實指控進行辯明。然而校方並未給我知悉與參與的權利。

直到那一天，我才第一次明白，審查並不是一份靜態的文件，而是一個動態形成判斷的過程。既然如此，它便不只是專業問題，更是一個倫理問題。我開始思考：如果研究者必須忠實引用、公平論證、誠實面對證據，那麼，審查者是否也應忠實閱讀、公平評價、忠實呈現事實？如果學術倫理規範的是研究者的研究行為，那麼審查倫理規範的，就應是審查權力的行使方式。因為真正值得信任的制度，不只是要求研究者誠信，也要求握有判斷權的人，對自己的判斷負起同樣的倫理責任。

過去三年，我始終想知道：「校方為什麼會作出這樣近乎摧毁式的懲處決定？」直到法院命校方提出審查會議紀錄、我第一次閱卷時，我才發現，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為什麼會有這個決定」，而是「這個決定，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當視角從結果轉向過程，我才意識到，我真正想討論的已不是學術倫理，而是審查倫理。因為真正值得檢視的，不只是研究者的行為，也包括審查權力如何被行使。

倫理，從來不是單方面的要求，而是關係中的共同責任。它之所以存在，不只是規範個人的行為，更是規範人在關係中如何對待他人。凡是進入這段關係、並且對他人權益具有影響力的人，都應承擔與其角色相對應的倫理責任。真正的倫理，不是只有研究者必須誠信，而是每一位參與學術判斷的人，都應誠信。

一位研究者是否違反學術倫理，往往不是由社會直接判斷，而是經由審查委員、調查委員與審議委員的專業判斷形成結論。這些判斷不只是學術意見，更可能影響一位教師的研究資源、參與資格、工作權益，甚至整個學術生涯和生命。既然如此，審查本身便不只是專業判斷，更是一種具有公共影響力的權力行使。既然如此，我們是否也應要求審查者遵守相應的倫理原則？

• 我們要求研究者不能斷章取義，審查者是否也應完整閱讀研究文本，而非只截取部分內容形成結論？
• 我們要求研究者不能誇大證據，審查者是否也應區分客觀事實與主觀推論，不以臆測取代證據？
• 我們要求研究者必須公平引用前人研究，審查者是否也應忠實呈現案件全貌，不因片段資訊而形成偏頗判斷？
• 我們要求研究者不得預設結論，再回頭尋找支持自己的材料；審查者是否也應避免先入為主，以開放的態度尋求真相，而不是尋找足以支持既定結論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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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共同體中的倫理，不應只有研究者受到規範，也應要求審查者承擔與其權力相對應的倫理責任，這是一種倫理的對稱性。換言之，研究者接受的是學術倫理的檢驗；審查者則應接受審查倫理的檢驗。當研究者、審查者與制度都受到相應的倫理約束，學術共同體才能真正建立在誠信、公平與信任之上，而不是只要求一方承擔全部的倫理責任。

過去，我一直以為，學術倫理是在規範研究者。直到閱讀那些審查會議紀錄，我才慢慢理解：倫理真正規範的，其實不是某一個人，而是一段關係。如果一段關係中，只有研究者必須受到倫理要求，而握有審查、調查與處分權的人卻毋須承擔相應的倫理責任，那麼，這樣的倫理便是不完整的。也正因如此，我開始思考：如果研究者需要學術倫理，那麼，審查者是否也需要一套審查倫理？審查倫理並不是另一套新的行政規則，而是一種在行使審查權力時應有的倫理自覺。當一位審查者的判斷足以影響他人的名譽、工作權益，甚至學術生命時，他所承擔的，不只是專業責任，也是一種倫理責任。

如果研究者必須承擔與知識生產相對應的倫理責任，那麼，握有審查、調查與評議權的人，也應承擔與其權力相對應的倫理責任。基於這樣的倫理對稱性，我認為，一套成熟的審查倫理，至少應包括五項基本原則：忠實、公平、程序、比例與節制。

審查者首先應忠於案件本身，而不是忠於自己原有的判斷。任何審查，都應建立在完整閱讀、充分理解與忠實呈現客觀事實的基礎上，不因預設立場而選擇性引用，不以推測取代事實，也不以片段資訊建構整體結論。審查的目的，是透過證據接近真相，而不是先有結論，再尋找支持結論的理由。

這與研究者所承擔的學術倫理，其實具有相同的倫理精神。研究者必須誠實引用、不偽造資料、不選擇性呈現研究結果；審查者同樣應忠實閱讀、公正理解、如實呈現案件。唯有研究者與審查者都共同忠於事實，學術共同體才能建立真正的信任。

審查者並非案件的一方，而是維護制度公信力的人。因此，在形成判斷時，應保持開放與客觀的態度，不預設當事人有罪，不以人格推測取代具體事實，也不使用帶有羞辱、貶抑或偏見色彩的語言，並對相同類型案件採取一致的審查標準。

公平，不只是程序上的平等，更是判斷態度上的公正。真正的公平，是願意承認案件可能存在不同的合理解釋，在證據尚未充分釐清之前，不急於形成定見，也不讓個人的主觀印象左右最終的判斷。審查的目的，不是證明某人有罪，而是在不同可能性之間，尋求最符合事實的理解。真正公平的審查，不是急於確認自己的判斷，而是願意保留修正判斷的可能。

程序倫理的核心，不在於程序是否「走完」，而在於當事人是否真正參與了判斷形成的過程。程序正義的價值，不只是依法召開會議或完成表決，而是在重大決定形成之前，保障當事人充分知悉案件內容、理解指控理由，並有實質陳述、說明與答辯的機會。程序存在的目的，不只是完成法定流程，而是讓當事人的意見有可能影響最終判斷，使決定仍保有被修正的可能。 （相關報導： 北京觀察》學術圈大地震！頂尖名校集體淪陷？網紅博主靠AI揪出論文造假鐵證 ｜ 更多文章 ）

因此，程序倫理要求審查者尊重當事人的程序參與權：充分揭露與案件相關的重要資訊、清楚說明判斷理由、保障陳述與答辯的機會，並願意因新的事實或合理說明而重新檢視原有判斷。程序不是為了證明決定已經做成，而是為了避免決定過早做成。

如果程序只是完成通知、開會與表決等形式，而當事人始終無法理解自己被如何評價，也沒有機會回應新的質疑，那麼程序雖然存在，程序正義卻可能已經缺席。沒有參與權的程序，只剩下形式；沒有對話的審查，也容易失去修正錯誤的能力。

比例原則要求的，不只是確認是否存在違規，而是進一步衡量違規的性質、造成的實際影響，以及處分是否與其相稱。並非所有違規，都應適用相同程度的制度介入；審查時應綜合考量行為是否出於故意、是否造成公共利益的損害、是否形成公開的學術成果、是否獲取實質利益、是否影響研究資源的公平分配，以及當事人是否已採取補救或改善措施。

制度存在的目的，在於維護學術誠信，而不是一律從重處分。唯有使違規程度、公共利益與權利限制之間維持合理的平衡，才能彰顯制度的正當性。比例原則不是縱容違規，而是提醒我們：權力的行使，也必須受到節制。當處分效果遠遠超過違規本身所造成的危害時，制度所傷害的，便不只是個案，更可能是學術共同體對制度公平性的信任。比例原則不是減輕責任，不是替疏失尋找藉口，而是避免權力因失去界線，而製造比違規本身更大的不正義。

審查制度握有調查、評議與影響他人權益的重要權力，因此，倫理要求的不只是依法行使權力，更要求知道權力的界線，以及何時不應介入。節制，意味著不任意擴張法規適用範圍，不逾越法定權限，不在欠缺充分理由時反覆啟動程序，也不以最嚴厲的方式處理所有案件。權力的目的，在於維護制度，而不是無限制地擴張制度。

節制不是消極不作為，也不是縱容違規，而是在追求學術誠信的同時，始終保持對權力的謙抑與克制。真正值得信賴的制度，不僅知道何時應當介入，也知道何時應當停止；不僅勇於作出判斷，也願意接受檢驗，並保留修正錯誤的可能。因為制度的正當性，不只來自法律的授權，更來自權力始終受到界線的約束。權力的最高形式，不是無所不為，而是有所不為。真正成熟的制度，不是擁有最大的權力，而是知道權力應該停止在哪裡。

以上是我認為審查者在行使判斷權力時，至少應承擔五項倫理責任：忠實、公平、程序、比例與節制。這五項原則並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支撐、缺一不可。忠實，確保事實不被扭曲；公平，使判斷不受偏見左右；程序，保障當事人的參與權利；比例，使制度介入與違規程度相稱；節制，則為權力劃定應有的界線。五者相互交織，構成我所理解的「審查倫理」，使它不只是道德上的期待，更成為一項具有制度意義與公共討論價值的概念。

過去，我們習慣將學倫理解為研究者的義務，卻較少將倫理理解為一種關係中的共同責任。然而，只要一個人的判斷足以影響另一個人的權益，倫理便不應只是單方面的要求，而應同時約束關係中的每一方。如果說，學術倫理規範的是研究者如何誠實地生產知識；那麼，審查倫理規範的，就是審查者如何公平地對待知識的生產者。兩者並非彼此競爭，而是共同構成學術共同體得以建立信任的兩個基礎。真正值得信賴的學術制度，不僅建立在研究者的誠信之上，也建立在審查者的自我約束，以及制度對權力界線的自覺。

本文從一段個人的經歷出發，但我真正想討論的，並不是一件個案，而是一個制度問題。我所關心的，不只是研究者是否違反學術倫理，而是當一套制度開始調查、評價，甚至影響一個人的名譽、工作權與學術生涯時，握有審查權的人，是否也應承擔與其權力相對應的倫理責任。

提出「審查倫理」，並不是削弱學術倫理，而是希望使學術倫理制度更加完整。真正成熟的制度，不只是要求研究者接受倫理的檢驗，也要求制度本身接受倫理的檢驗；不只是防止學術不誠信，也防止權力失去界線；不只是追究違規，更重視程序、公平與信任。

因此，我想留下的，並不是一個案件的答案，而是一個值得整個學術共同體持續思考的問題：如果研究者需要學術倫理，那麼，審查者是否也應有一套屬於自己的審查倫理？

學術倫理守護的是知識的誠信；審查倫理守護的，則是制度的公信。一個值得信任的學術共同體，不只是因為研究者願意誠實，也因為制度願意自我約束；不只是因為有人受到規範，更因為握有權力的人，同樣願意接受規範。學術倫理守護知識的誠信；審查倫理守護制度的公信。知識與制度彼此誠信，學術共同體才能真正值得信任。 （相關報導： 北京觀察》學術圈大地震！頂尖名校集體淪陷？網紅博主靠AI揪出論文造假鐵證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