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榮鎮觀點： 監察院不應模糊數據，製造社會疑慮與恐慌

日前監察委員林文程、田秋堇以「案由：據悉，中國近年疑藉舉辦兩岸學子競賽活動並內定臺灣選手得獎之方式，招攬臺灣學生赴陸交流，以遂行統戰目的。」該調查報告提及111至115年期間，台灣大專校院學生赴中教育交流，由2196人暴增至5745人，高中職由676人增至1161人，國中由0人增至1021人，國小由38人增至1045人，隨團教師由661人增至1281人。

此調查報告引發特定媒體熱烈炒作，以「中共統戰『從娃娃抓起』」為題，評論中國大陸以低價補助、落地招待方式，拉攏台灣青年及學生赴中交流，遂行對台青年統戰工作。

但筆者細查該調查報告附表一「資料分析統計」，項目分類為：年度、體制別（大專校院、高中職、國中、小學）、教育交流活動件數、學生人數、隨團教師人數，並未分類統計台灣學生赴大陸的各種樣態人數。

台灣學生赴大陸的原因很多，包括家庭旅遊、探親、親子活動，以及少部分由學校或教育機構安排的交流活動。監察委員調查「學生赴陸人數」，首先必須釐清數據的意義。人數增加，究竟是指學校安排的教育交流？還是包含家長自行帶孩子前往大陸旅遊、探親？兩者在性質上完全不同，不能直接畫上等號。

但，此案監察委員並未先釐清與分類統計數字的組成內涵，只看總量變化，就推論中共遂行對台統戰目的。有模糊數據，製造疑慮之虞。監委應進一步說明：赴陸學生人數的統計來源為何？其中家庭旅遊、探親與學校交流各占多少比例？學校正式辦理的交流活動是否增加？是否真的存在行政管理漏洞？如果只是看到人數增加，就推論兩岸教育交流擴大，遂行中共統戰目的，恐怕已超出該調查報告數據本身能支撐的範圍。

事實上，目前台灣教師的主要職責是教學、研究與學生照顧，日常工作已相當繁重，教改之後，無論是大專校院、高中職、國中與小學，師生關係皆相當緊張，老師可能隨時被投訴，面臨「校事會議」的伺候，又大規模跨境教育活動涉及行政程序、安全責任、經費安排與專業規劃，並非一般教師能力所及。

尤其，近年兩岸關係緊張，賴政府對赴陸交流的管理趨於嚴格，也使教育工作者產生疑慮，即使原本基於文化交流、學術參訪或學生視野拓展而規劃兩岸活動，也擔心活動被檢調政治化解讀，甚至面臨法律責任，產生「寒蟬效應」。因此，率多選擇降低或停止辦理，免得惹禍上身。

民主國家的教育系統是開放的，教育交流對學生而言，接觸不同地方的文化與歷史，可以增加理解，引導學生建立獨立思考能力。真正成熟的民主社會，不應害怕交流，也不應忽視風險。關鍵在於政府的制度是否透明、程序是否完善、資訊是否充分，而不是以恐懼取代交流。

監察院作為五院之一，調查報告提案稱呼對岸為「中國」是否符合憲政體制？學生赴陸人數增加的問題，不該成為政治攻防的工具。監察院必須回到最基本的問題：監察院如何定義「兩岸關係」？到底台灣學生赴陸交流增加的類型是什麼？原因是什麼？是否適合完全歸類對岸的統戰？

監察院存在的價值，不在於模糊數據，製造社會疑慮與恐慌，而在於透過精確調查，建立在完整資料與客觀分析上的監督，才能真正保障學生權益，也才能贏得社會對監察制度的信任。 （相關報導： 風評：平平醫者仁心—賴清德是救人，陳佩琪是統戰？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