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破紫禁城晚宴的美好濾鏡，華府智庫教你看懂2026川習會：當美國總統重返北京，美中關係也不會一錘定音

美國總統川普14日將在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然而這場「川習會」究竟是拆解台海與全球危機的及時雨，亦或只是一場各取所需、演給國內民眾看的政治秀？《外交政策》日前刊載亞洲協會兩位學者尼爾・湯瑪斯（Neil Thomas）與王浩嵐的長文指出，這兩種看法恐怕都是對國際政治現實的誤解，畢竟1972年後的136次美中領導人交手，從來不曾讓美中關係一錘定音。

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分析中心（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s Center for China Analysis）政治研究員尼爾・湯瑪斯（Neil Thomas）與研究助理王浩嵐指出，多數人對這場峰會抱持兩種極端的誤解：第一種是幻想兩國能達成某種「強權大交易」；第二種則是憤世嫉俗地認為這不過是一場政治秀，頂多習近平會給川普一個他期待已久的「熱情大擁抱」。不過兩位學者在爬梳亞洲協會所建置的「136次美中領導人交手資料庫」後指出，從實證數據來看，美中兩國元首的會面或通話鮮少能直接「改變」雙邊關係的本質；但是如果操作得宜，美中峰會確實能讓高度危險的競爭關係變得不那麼容易失控。

當川普的空軍一號降落北京，他將成為近九年來第一位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而上一位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正是2017年11月處於第一任期的川普本人。而且在川普上次訪問北京之後，美中關係接連遭受包括貿易戰、新冠疫情、間諜氣球事件、裴洛西訪台等種種衝擊。而夾在川普兩個任期之間的拜登（Joe Biden），則是繼卡特（Jimmy Carter）之後，第一位在總統任內完全沒有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不過拜登曾在2011年與2013年以副總統身分訪華並會見習近平）。這意味著美中之間最高層級的實體交流，確實出現嚴重斷層。

川普與習近平上一次會面，是去年10月在韓國釜山舉行的雙邊場邊會議。當時雙方達成了一項短期的關稅休戰協議，並承諾了本次的北京之行。根據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分析中心彙整自1972年2月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森（Richard Nixon）會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以來，直到今年2月的川習通話為止，共計136次美中領導人直接對話的數據庫顯示，美中關係的「頂層架構」確實正在快速萎縮。

湯瑪斯與王浩嵐指出，自2020年迄今，美中領導人平均每年僅進行2.5次直接交流（包括會面或通話）。這個數字在2010年代則是4.6次，2000年代更高達5.6次。而且自2020年以來，高達四分之三的美中領導人接觸都是透過電話進行，而非面對面會談；但過去二十年間，美中領導人會面的比例佔了一半以上。湯瑪斯與王浩嵐指出，面對面會談更能建立關係與管理危機，但是美中關係變得最為險惡的此刻，雙方最重要的溝通管道卻變得異常脆弱，兩位作者更提出看懂「川習會」的四大門道。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當川普明天飛北京，台灣能期待什麼？ ｜ 更多文章 ）

新聞媒體往往會逐字解讀川普與習近平的發言、美中峰會後共同發佈的「聯合聲明」、或者計算雙方簽了多少兆的商業合約。但湯瑪斯與王浩嵐分析，這犯了見樹不見林的毛病。衡量美中峰會是否成功，不應取決於令人眼花撩亂的華麗宣告，而是川習是否在會後留下了比會前更健全、更具韌性的「外交機制」。

以2017年4月的佛州川習會為例，川普與習近平在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Mar-a-Lago）的首次峰會。雙方高調宣佈成立內閣級別的「美中全面經濟對話」（U.S.-China Comprehensive Dialogue），包含外交安全、經濟、執法與網路安全、以及社會文化問題的四大支柱架構。當時各界認為是支撐美中關係宏大議程的底層結構，川普與習近平當年更創下了通話九次的歷史紀錄。但結果呢？到了2018年底，這個機制已經名存實亡，其中三個對話機制僅僅開過一次會，然後被川普在2018年發動的美中貿易戰給徹底粉碎。

湯瑪斯與王浩嵐建議，川習會是否成功真正的關鍵指標恐怕有些平淡無奇。包括這次峰會是否制定了未來領導人接觸的日程？是否恢復或加強了軍事溝通？是否在芬太尼、軍備控制及癌症研究等議題上深化了工作層級的接觸？是否建立了可信的機制，能在不觸及最敏感的國安議題的前提下，處理好貿易與投資爭端？如果這些答案都是肯定的，那麼川普便不虛此行。畢竟再美好的照片與回憶都無法保證戰略成果，可能在北京宣布的飛機與大豆交易亦是如此。

又比方說，習近平今年12月前往佛羅里達參加G20峰會之前，雙方在實質清單上是否取得進展？習近平在這之前是否赴美進行國事訪問？川普又會不會出席11月在深圳舉行的APEC峰會？這些枯燥的後續行程表，才是檢驗這次北京川習會成敗的試金石。

從136次歷史峰會汲取的第二個教訓，則是領袖級外交在兩國關係「單薄」時更為重要。湯瑪斯與王浩嵐指出，美中兩國的常任文官與工作層級官僚平常會處理大部分的繁重工作，但是當這些管道因為政治摩擦而萎縮時，最高領導人就成為唯一有權力釐清優先順序、授權妥協、並給予下屬政治掩護的官員。

2023年11月，時任美國總統拜登與習近平在加州的峰會就是一個標準的例子。因為2023年1月的中國間諜氣球事件，美中關係跌入冰點；加上2022年時任眾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問台灣，導致北京片面凍結美中軍事溝通管道。直到川習在加州會面後，雙方才重啟了外交關係與軍方對話，啟動針對芬太尼（fentanyl）等毒品的新一階段反毒合作。

華府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主任何瑞恩（Ryan Hass）指出，川普本人就是「他自己的中國事務處長」（his own desk officer on China），精準點出當前美中關係的本質。雖然現在兩國關係比前幾年平靜，但由於川普在對華政策扮演著極度核心且不可替代的角色，導致兩國政府間較低層級的接觸異常單薄。在這種情況下，川普成為了華府唯一能真正「把事情辦成」的人。這也凸顯了明天登場的北京川習會，將是一場極度依賴元首個人意志的政治博弈。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當川普明天飛北京，台灣能期待什麼？ ｜ 更多文章 ）

湯瑪斯與王浩嵐提出的第三個建議，直接戳破了中國外交系統長期的戰略偏好。歷史數據證明，最富有成效的峰會，往往是聚焦於「可解決的具體問題」，而不是在更廣泛的關係上尋求抽象的政治渴望。

湯瑪斯與王浩嵐對比了兩場歐巴馬（Barack Obama）時期的峰會：2013年6月在加州陽光莊園（Sunnylands），習近平與歐巴馬進行了一場「脫下西裝外套、只穿襯衫」的輕鬆會面。當時習近平試圖推銷「新型大國關係」（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但華府從未完全接受這個概念，而且隨著後來網路安全緊張局勢和海上爭端的惡化，這個空泛的概念也迅速失去了吸引力；相比之下，2014年11月歐巴馬與習近平關於氣候政策的聯合聲明，就是一個更狹隘、更具體的合作範例。湯瑪斯與王浩嵐指出，這個聚焦於共同優先事項的務實行動，產生了全球兩個最大碳排放國的具體承諾，並為最終達成2015年《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建立了強大的動能。

至於14日的北京川習會將聚焦於貿易、投資、危機管理以及軍事平衡。美國貿易代表葛里爾（Jamieson Greer）也說，川普這次尋求的是「穩定」（stability），而非雙方關係的「重啟」（reset）。湯瑪斯與王浩嵐指出，雙方的談判重點放在稀土（rare-earth）供應鏈，以及討論成立聯合的「貿易委員會」（Board of Trade）與「投資委員會」（Board of Investment）的雛形。如果這些具體機制得以落實，將是一個溫和但意義重大的成果，它能讓雙方在依然希望保留的經濟領域中，擁有一個更常態化的程序來處理爭端。

至於台灣呢？湯瑪斯與王浩嵐指出，無論是台灣、中東安全、或者先進晶片的出口管制問題，川普與習近平都不太可能「畢其功於一役」、達成實質性的協議。但有可能做到的是發出更明確的訊號、劃定更清晰的紅線，以及建立更可靠的溝通管道。這意味著台灣不需要過度擔心美中會達成出賣台灣的「第四公報」，但也必須高度關注兩國如何就台海問題互相亮出底牌。

湯瑪斯與王浩嵐提醒，對於川習會切莫過度解讀表面跡象。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2017年11月習近平在北京對川普的盛大歡迎，包括在紫禁城舉行的私人晚宴、人民大會堂的國宴，以及超過2500億美元的商業協議，這些都被包裝成獨一無二的「國事訪問plus」。這場美中盛會也掩蓋了雙方實際上幾乎沒有達成任何戰略共識的現實。作為關稅戰法律依據的「301條貿易調查」，早在幾個月之前便已啟動；川普訪中的溫馨氛圍，也無力阻止雙邊關係在隨後的數月乃至數年間快速惡化、甚至是全面對峙。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當川普明天飛北京，台灣能期待什麼？ ｜ 更多文章 ）

湯瑪斯與王浩嵐指出，北京川習會的目標不應該是全面消解美中之間的競爭，而是對雙方的競爭關係施加更多約束、建立一套可預測的運作機制、更可靠的摩擦處理機制、畫出更明確的底線、以及對人工智慧、區域衝突和台灣海峽等跨國挑戰，對雙方的共同與分歧利益做出更深入的理解。因為這將為美中官員和企業提供更明確的指引，讓他們知道什麼地方應當放手競爭、什麼地方又應該積極合作。不過湯瑪斯與王浩嵐也對川習會抱持期待，因為「即便如今的美國已經不再期盼北京能與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趨於一致，但是雙方對於領導人外交的需求依舊與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