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一展觀點：從廚餘到碳資產─台灣有機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的減碳機會與制度挑戰

碳權市場的核心，不在於把任何具「環保色彩」的專案都包裝成可交易資產，而在於能否把一項減碳行為，轉化為可界定邊界、可建立基線、可證明外加性、可持續監測並經第三方查驗的減量成果。台灣環境部目前的自願減量制度，已明確要求專案在申請註冊時提出減量方法應用說明、基線計算方法、外加性分析、減量計算說明、監測方法、環境衝擊分析與公眾意見；在申請額度時，還須提出監測報告與查驗機構之查證總結報告。這意味著，碳權從來不是單靠「減碳概念」就能成立，而是一套高度制度化的 MRV，也就是監測、報告與查證機制。更值得注意的是，環境部自願減量專案查詢頁面目前仍顯示「尚無資料」，顯示台灣新制雖已啟動，但市場實際案例仍在起步階段，方法學適配、審查經驗與交易規模都還未成熟。

若把這樣的制度要求放到「廚餘資源化」領域來看，就會發現這個問題並不是「能不能講減碳故事」那麼簡單，而是台灣整體廚餘治理結構正在快速改變。依環境部與農業部近年的政策方向，台灣廚餘系統正從長期依賴養豬再利用，轉向肥料化與能源化並重的新架構。官方資料顯示，依 113 年統計，家戶廚餘約占全年總量 65%，約 50.5 萬公噸，事業廚餘約占 35%，約 26.7 萬公噸；過去約 62.6% 主要經高溫蒸煮後養豬，其餘則分別透過堆肥化、能源化及其他方式處理。農業部也已明定，全面禁止廚餘養豬的全國轉型最後期限為 115 年 12 月 31 日，且家戶廚餘基於防疫風險已不得再作為養豬料源。這代表台灣未來幾年最迫切的問題，不只是廚餘怎麼清運，而是原本依附於養豬體系的大量有機物流，必須找到新的、可持續且符合法規的去化出口。

也正是在這個政策轉折點上，廚餘回收與再利用專案才真正出現了碳資產化的可能性。許多民間業者已經開始研發解決方案，新的模式並非傳統單一路徑的堆肥或單純焚化前處理，而是試圖將熟廚餘透過破碎漿化與三相分離，拆解為油相、液相與固相三條資源流。假設在 50 噸／日進料條件下，可分離出約 2.5 噸／日油相作為 UCO 原料，約每天35 噸水相與10 噸固相進一步進入厭氧消化與後段穩定化流程；其質量平衡並推算 COD 去除、沼氣生成與發電量，估計可產生 621 立方米／日的沼氣，與約 1,197 kWh／日發電量，以這樣的模式導入實際運作，便可主張相較焚化情境具有減碳潛力。根據各縣市環保局的資料推估，台灣廚餘年產量約 77.2 萬公噸，且在廚餘養豬退場後，將面對明顯的處理缺口。這些資訊至少說明，解決廚餘去化的問題，不是單純硬體升級，而是已開始以「物質平衡 + 能源化 + 副產物價值化 + 數位追溯」的方式，構築其商業與減碳邏輯。 （相關報導： 迎接碳費元年 高雄打造城市碳資產 今年3大碳權計畫送審 ｜ 更多文章 ）

然而，真正關鍵的問題在於：這種廚餘再利用模式，究竟哪一段有機會形成可核發的碳權，哪一段又只是有利於 ESG、履歷溢價或供應鏈減碳敘事，而不一定能轉成 offset credit。從方法學角度來看，最有機會進入碳權計算的，不是「廚餘油最後變成生質柴油或 SAF」，而是前端有機廢棄物若不經妥善處理，原本可能產生的甲烷排放，以及專案介入後透過厭氧消化、甲烷收集與能源利用所實現的減排。換言之，碳權的重心應放在「避免未受控有機分解產生甲烷」與「沼氣有效利用所替代的能源排放」兩部分，而不是直接把 UCO 的所有下游價值都一併算成碳權。這一點在比較成熟的鄰近市場尤其清楚。例如泰國 T-VER 已公開多項與有機廢棄物厭氧處理、殘餘廢棄物甲烷捕集利用，以及食物廢棄物管理相關的方法學，顯示東南亞較成熟的制度實務，也仍是以甲烷管理與有機廢棄物處理為核心，而非把所有循環副產品的市場價值都直接視為碳權。

這也說明了台灣此類專案的可行性與限制並存。可行性在於，官方政策已逐步把廚餘厭氧消化、沼氣發電與有機廢棄物能源化納入淨零路徑。環境部近期文件已明列「廚餘厭氧消化及沼氣發電」為廢棄物資源化管理的重要方向，也強調補助或輔導高有機廢水與厭氧設施建置及沼氣回收利用。這表示政策方向對能源化並不排斥，反而正在鋪路。 但限制同樣明確：第一，台灣自願減量制度仍在早期階段，目前平台上尚無已公開註冊案件，代表專案若要率先申請，將面臨方法學適配、審查口徑與驗證成本的不確定性。第二，熟廚餘含鹽、含油高，對厭氧菌抑制效應強，國內許多研究文章也直接指出，熟廚餘處理仍存在技術瓶頸，連既有生質能中心也未必能穩定處理此類料源。第三，厭氧消化之後的沼渣與廢水去化成本，仍是經常被低估的營運負擔。

因此，若要客觀評估這類專案的效益與潛在收益，不能只問「能不能申請碳權」，而應把收益拆成三層來看。第一層是處理本業收益，也就是收運費、處理費與地方政府或事業端付費，這通常仍是現金流最穩定的底盤。第二層是副產品收益，包括 UCO 銷售、沼氣發電、自用節電、乃至後續肥料或土壤改良材料的去化收入；這部分的可行性，取決於品質是否穩定、是否有買方、以及是否符合 downstream 認證要求。第三層才是碳收益，也就是在方法學、基線、外加性與查證都成立之後，取得減量額度或類似環境屬性的附加價值。對台灣目前的制度環境而言，第三層最有機會成為「加分項」，但尚不適合被當成專案財務模型中最核心、最確定的收入來源。若把碳收入過度前置，反而會讓投資評估失真。相對地，若先以處理費與副產品銷售撐起商業模式，再把碳權視為中期增益，整體風險才比較合理。

至於 UCO 延伸出的生質柴油、HVO 或 SAF 故事，確實具有很高的商業想像力，但應更精準地被理解為「低碳燃料供應鏈價值」與「追溯履歷溢價」，而非天然等同於碳權。台灣許多有前瞻性的業者會反覆強調 ISCC、GPS、數位簽收、來源履歷與 AIoT 平台，這些設計真正重要之處，不只是幫設備加分，而是在未來低碳燃料市場裡，廢棄來源、非糧屬性與全鏈條可追溯性，往往比單一減碳係數更重要。換言之，若創新模式能把廚餘 UCO 轉化為可驗證、可追溯、可進入高值燃料鏈的原料，其附加價值可能更多來自供應鏈 premium，而非傳統自願碳市場中的一張張 credit，這是收益結構上的關鍵區別。 （相關報導： 迎接碳費元年 高雄打造城市碳資產 今年3大碳權計畫送審 ｜ 更多文章 ）

綜合來看，碳權在台灣廚餘回收利用的可行性，並非不存在，而是具「有條件成立」的特徵。若相關專案能清楚界定原始基線為低效、未受控、或甲烷逸散風險高的處理路徑，並且以穩定的監測資料證明透過厭氧消化與甲烷利用顯著降低排放，同時避免與再生能源躉購、供應鏈減碳聲明或下游燃料減量重複計算，那麼它確實有機會在未來取得減量額度或類似的環境屬性收益。反之，若專案只是把廚餘做前處理，再把副產品分別出售，卻無法證明基線、外加性與邊界完整性，那麼它更適合被定位為循環經濟與低碳供應鏈專案，而不是成熟的碳權專案。

對台灣廚餘回收再利用的建議，也應據此調整。第一，政策上不宜再把廚餘視為單純清除成本，而應將其視為具甲烷管理價值與低碳原料價值的「高有機碳流」，並優先支持具量測能力的能源化與資源化系統。第二，制度上應加快建立與有機廢棄物、厭氧消化、甲烷捕集及有機副產品利用相關的在地減量方法或審查指引，否則民間即使有技術與資料，也很難真正走入額度核發。第三，地方政府在規劃廚餘去化時，應從單點處理思維轉為分級分流思維，將家戶廚餘、事業熟廚餘、高油脂餐飲廚餘與可直接回收之 UCO 分開設計系統，避免用同一套設施硬吃所有料源。第四，業者本身則應把 AIoT、履歷、收運路徑、油品來源、沼氣量測與副產品流向資料，從一開始就依 MRV 邏輯建構，而不是等到要申請碳權時才補資料。

最後，台灣廚餘回收利用的真正價值，不只是解決禁養後的處理缺口，也不只是多一條生質能源或 SAF 原料供應鏈，而是在淨零政策下，把原本被視為高污染、高異味、高成本的有機廢棄物流，重新定義為可被量化、可被能源化、可被金融化的一種碳管理資產。現階段最務實的路徑，不是急著把每一噸廚餘都說成碳權，而是先把處理本業、資源化收益與數據追溯做紮實，再讓碳收益成為水到渠成的增量價值。如此一來，台灣的廚餘系統才能從防疫驅動的被動轉型，走向真正以循環經濟與減碳治理為核心的下一階段。 （相關報導： 迎接碳費元年 高雄打造城市碳資產 今年3大碳權計畫送審 ｜ 更多文章 ）

＊作者曾任職於聯合國科技部門，派駐過歐亞非不同城市。長期關注氣候變遷、再生能源、永續發展以及社會創新等議題。喜歡旅行、觀察和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