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統計顯示，二○二五年全球新建核電廠中，高達九成集中於中國與俄羅斯。這並非單一年度的偶發現象，而是一個清楚的結構訊號：核電正從過去多國分散參與的能源選項，轉變為少數大國高度主導的國家級工程。在能源轉型與地緣政治快速交織的當下，這樣的變化，已不只是能源議題，而是治理模式的轉向。
長期以來，核電在全球能源討論中被定位為「低碳但高風險」的技術選項。福島核災後，歐美多數國家對核電趨於保守：德國選擇全面退場，美國則受制於高成本、長工期與社會爭議，核電發展進展緩慢。與此同時，中國與俄羅斯卻逆勢而行，不僅持續擴建國內核電，也將核電輸出納入國家戰略，成為外交、產業與能源安全交織的工具。這樣的差異，反映的並非單純的能源偏好，而是制度選擇的分野。
核電，為何只剩「大國玩得起」
核電的進入門檻正在快速升高。龐大的前期資本投入、動輒數十年的回收期，以及高度政治化的監管與風險責任，使核電逐漸脫離市場機制，成為只有國家才能承擔的工程。中國的核電發展，仰賴國有企業體系、政策性融資與高度整合的供應鏈；俄羅斯則透過國營核電公司，以「交鑰匙工程」搭配燃料長期合約，將核電與地緣影響力一併輸出。
換言之，核電已不只是發電設施，而是一種制度輸出。當一個國家選擇中俄的核電方案，往往也意味著接受其技術標準、燃料依賴與長期政治關係。這種結構性依賴，在政治與制度層面上，甚至可能比化石燃料更難逆轉。
低碳轉型，正在與治理風險正面對撞
支持核電者常強調其減碳價值，在氣候危機加劇的背景下，這樣的論述確實具有吸引力。但問題在於，減碳並不等於低治理風險。核電真正的風險不在日常操作，而在於「一旦發生，代價無法承擔」。當核電設施集中於治理透明度不足、監管體系高度政治化的國家，其外溢風險便不再只是國內問題。
這也是近年國際核能討論逐漸轉向「核電與衝突風險」的原因。俄烏戰爭中，扎波羅熱核電廠成為戰略標的，清楚暴露核電在地緣衝突下並非中立設施。當核電與國家安全高度綁定，它同時也成為對手眼中的結構性弱點。
全球能源轉型的結構性分歧
當中俄以國家動員方式推進核電，歐盟則選擇另一條路徑：加速再生能源佈建、強化電網韌性、發展儲能與需求管理。這條路徑進展較慢、成本不低，但其核心價值在於風險分散與治理透明。再生能源的分散特性，使其不易被單一國家壟斷，也較難成為戰略衝突的直接目標。
因此，全球能源轉型正浮現兩條清楚分歧的路線：一條是以核電為核心的「國家集中型轉型」，另一條則是以再生能源為主的「分散韌性型轉型」。哪一條在短期內更具效率，或許仍有爭論；但哪一條更符合民主社會對風險承擔、制度透明與世代責任的期待，答案並不模糊。
台灣的處境：不是選邊，而是選制度
對台灣而言，中俄主導核電的趨勢並非遙遠的國際新聞。台灣本身位處高地緣風險區域，鄰近多座中國沿海核電廠，任何事故都可能跨境影響。同時，台灣內部也反覆出現是否重啟核電的政治拉鋸。但真正的問題，並非單純的「核電要不要」，而是台灣要選擇哪一種能源治理模式。
在高度地緣風險、民主制度成熟、社會信任相對脆弱的情境下，核電意味著將極端風險高度集中於少數設施，並要求社會長期承擔其後果。相較之下，再生能源雖不完美，但其分散性與可調整性，反而更符合台灣所需的安全與治理邏輯。
核電的未來，其實是治理的選擇
中俄新建核電占全球九成，並不代表核電必然是未來解方，而是顯示核電已逐漸成為特定治理體系才能承受的工具。當能源選項開始反映政治制度差異，我們就無法再以單一技術指標來評價它。
能源轉型，從來不只是「夠不夠電」的問題，而是「我們願意承擔什麼風險，又願意交出多少控制權」。在這個意義上，核電的擴張，正成為一面鏡子，映照出各國對未來治理模式的選擇。而台灣，也正被迫誠實面對這個選擇。 （相關報導： 喊話全面接受新式核能技術！卓榮泰：審慎評估傳統核能否讓產業更安心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