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召開前一天，非政府扶貧組織樂施會（Oxfam）都會公布一份報告。今(2026)年發布的報告，直指去年全球億萬富豪去年突破3000人，財富增長速度是前五年平均的三倍，總財產飆升至18.3兆美元，創下史上最高水準。去年億萬富豪的財富增加了2.5兆美元，相當於全球最貧窮41億人口的財富總合。
樂施會報告主要引用全球不平等資料庫（WorldInequality Database）和富比世（Forbes）等學術研究資料。說明這波財富激增與川普的政策有關，他在第2任期削減稅收、保護跨國企業免受國際壓力，並放寬對壟斷行為的監管審查。而人工智慧（AI）公司估值飆升，也為富裕投資人帶來更多額外收益。
全球媒體超過一半由億萬富豪掌控，例如，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Elon Reeve Musk）收購並重組社群媒體X（前Twitter）、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Jeff Bezos）擁有《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以及法國富商波洛爾（Vincent Bollore）收購《法國新聞網CNews》、華裔富豪黃馨祥（Patrick Soon-Shiong）買下了《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聖地牙哥聯合論壇報San Diego Union-Tribune》等。億萬富豪對政治有高度影響力，其擔任政治職位的機會是一般人的四千倍。超級富豪利用財富獲取政治權力，重新塑造國家的經濟與社會規則，除了謀取自己的利益外，是否會損害人民的權利與自由，威脅民主制度，已經是目前國際社會的觀察重點。
樂施會呼籲各國政府，向超級富豪徵收更高的稅率，減少不平等。可惜全球僅有北歐挪威等少數國家徵收富人稅，而英國、法國和義大利等國曾討論類似措施。另一重要的是要建立「加強政治和金錢的防火牆」，例如針對遊說和競選的資金實施更嚴格的限制，降低金錢影響力。
法國著名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表示，不平等「長期以來一直是全球經濟的顯著特徵」，但到了2025年已「達到必須立即關注的程度」，不應再容許不公平帶來的禍害。
不公平的代價
最近來台訪問的著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指出，自由不應被簡化為「不受政府干預」，而是取決於一個人實際能夠做出多少選擇。他強調，貧窮、匱乏與結構性限制，會大幅壓縮人的行動空間，「站在飢餓邊緣的人，談不上真正的自由」。生存邊緣的人，選擇幾乎不存在，為了活下去，只能做必須做的事，而不是想做的事。
筆者重讀史迪格里茲2013年寫的《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The Price of Inequality），他開宗明義就說工作機會消逝、經濟成長停滯，不是全球必然的結果，是政府失能政策失當所造成。民主從「一人一票」變成「一元一票」，錢多的決定一切，像股票市場一樣股權多的來決定。這是1%的富人對社會洗腦，綁架政府決策，犧牲99%人的生計所造成的。
2008年金融風暴時，頂層1%人口取走了美國GDP成長的65%財富，2010年又取走了經濟復甦額外創造的93%財富。用政治遊說使政府放棄監督責任，造成金融風暴後，又稱保護大到不能倒的銀行，使其獲得種種補貼和利益輸送。財富逆分配造成政治、社會更不公平。
但在瑞典根據資本主義的規則，用不同的方式來處理金融危機，政府接管資本不足的銀行，程序與「破產」相當，立即有效解決，哪有什麼大到不能倒的銀行。美國歐巴馬總統說那是社會主義國家，政府不應沒收財產，反而鉅資補助不能讓他倒的銀行，卻不要求償還，才是圖利富人。
史迪格里茲痛批，資本主義不但未能履行所承諾的事情，卻留下沒承諾的東西，分配不均、環境汙染、失業。價值倒退到每件不公都可接受，卻沒人負責的社會。
金權結構的形成過程。富豪掌控了媒體左右言論，向大眾洗腦。例如說政府是無能的，政府應該「小而美」（已成為美國及我國人的價值觀）所以順利鬆綁管制，尊重市場機制建構自由經濟體制。國營事業是沒效率的應該轉變為民營才有競爭力；減稅可促進消費扭轉不景氣；讓有錢人賺更多錢可增加投資促進就業，使經濟加速成長，對每一個人都有利，稱為「下滲式經濟」才可達到普及均富。這樣的觀念，透過教育和媒體宣傳，成為一種理所當然對於金錢和富人的盲目崇拜，而忽略了財富累積被伴隨而來的分配正義議題，以及政府作為管理眾人之事的組織對此議題的重要責任。讓富豪憑著政治獻金，增進政商關係。2008年的調查，布希官員有310人、柯林頓官員283人卸任後轉任當國會或政府機構的遊說客。政治權貴混而唯一的組合，政府受親密關係的說客影響，政策偏向於富人，使政府失能。
1980年推動全球化，教育回歸市場機制學費要反映成本，開始調高學費，歐美率先實施各國陸續跟進，我國也在1990年實施，我時任勞工陣線秘書長發起反高學費運動。同時《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通過，中華工程、中鋼、台肥、中興紙業、台灣機械、農民銀行、交通銀行、陽明海運、台汽、彰化銀行、華南銀行、第一銀行、中小企銀、台北銀行、高雄銀行、液化石油氣供應處等等都相繼變賣。土地未照實價重估、房產依課稅設定值，其實可說完全賤賣給親密財團，從國庫大撈一筆財富，又可享公營獨佔的好處，令人扼腕。當年我聯合公營事業工會發起「反公營事業私營化---賤賣國產圖利資本家」，只保住勞工就業跟薪資，在大趨勢輾壓下回天乏術。
遏制金權政治刻不容緩
我國稅制不公平沉苛，也源自金權政治。在金權勾結下制定不公稅制，綜所稅73%課自薪資項目，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薪資項目只佔55%。我國富豪實際稅率不是40%，經由租稅優惠調整，稅率僅4%或5%，比勞工最低稅負還低。美國也是一樣，富人稅負比勞工低，金權政治的惡質剝削，可稱為「富豪累退稅制」。
史迪格里茲說這樣的發展只有兩條路的選擇：第一條路是1%和99%隔離，互不往來，像天堂與地獄的兩個世界，貧民窟和繁華世界生活於不同天地。富豪區必須依靠電網、警衛、甚至防暴部隊重兵護衛，才會覺得安心。第二條路是良性發展休戚與共，共同創造機會平等的社會，人人享有自由正義的生存權，分享經濟發展的果實。第二條路須關照別人權益留意共同福祉，才能理解有些事不是金錢能買到的，1%人的命運和99%是息息相關的。
學習澳洲、比利時和盧森堡那樣實施「強制投票」，對不投票的公民施予高額罰款，改變「一元一票」金錢操弄的假民主。政黨必須聚焦民生政策，重視民眾生活與公平社會，走向良性競爭，不再只靠動員基本盤來獲勝。
分配不均是可扭轉的。巴西前總統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Silva Cardoso）在擔任財政部長期間，1994年實施調整經濟結構的「雷亞爾Real」計劃，該計畫成功地遏制住了當時超高的通貨膨脹，使其獲得參選總統的威望，並以1995年－2003年擔任巴西總統。當時巴西分配不均是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他大幅增加教育支出，照顧貧困者生活。他的繼任者左派的魯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更加擴大社會支出，減少飢餓和貧窮。改變窮人困境，縮短貧困差距。這是值得各國借鏡的成功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