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全同意國科會主委吳誠文的看法，而且必須說，這樣的話若不是出自一位長期身處科研體系核心、又親眼見證台灣科技產業成功經驗的人口中，恐怕早就被既得利益的學術官僚體系輕描淡寫地帶過。吳誠文主委在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上的發言，表面上看似是對論文至上主義的溫和修正，實際上卻是對台灣高等教育長期陷於「數字治理」迷思的一次正面挑戰。
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立場並非什麼「反智」或「反學術」的民粹批判，而是與學術評鑑制度本身的歷史反思高度一致。事實上，連被視為論文引文指標始祖、建立商業化學術資料庫的湯普森公司（Thomson Reuters）之創辦人尤金・加菲爾德（Eugene Garfield）本人，都一再強調：論文篇數與學術成就之間，從來不存在必然關係。這一點，我也曾在多篇文章中反覆指出：將原創性的研究活動，壓縮為可即時兌現的績效數字，本身就是對學術精神的誤解，甚至是一種制度性的傷害。
績效主義的誘惑
吳誠文主委直言，過去前人所訂立的各種數字績效指標—論文數、技轉金額、專利件數—如今是否仍值得繼續使用，已經到了必須重新思考的時刻。這段話其實點出了問題的核心：不是學術不需要評鑑，而是我們用錯了評鑑的工具。
數字管理在製造業確實有效。良率、產能、交期，這些指標可以直接對應到生產效率，因為工業生產的目的本就清楚而單一。然而，學術研究並非流水線工程。它的價值往往是延遲顯現的、非線性的，甚至在當下是充滿默會向度且不可指標化的。以此來看，當大學與教育主管機關選擇以最省事的方式，將學術貢獻「量化」，其實並不是因為這樣最合理，而是因為缺乏進行實質評量的能力與耐心。
吳誠文主委那句「算論文、專利數量是沒信心的機構」，說得毫不客氣，卻極為精準。因為唯有對自身判斷力沒有信心的體制，才會把評鑑責任外包給冰冷的數字。
論文作為手段，而非目的
教育部長鄭英耀補充指出，學術論文發表本來只是與世界分享研究成果的「手段」，卻在升等與評鑑制度中，被誤認為研究的「終極目的」。這種本末倒置的現象，在台灣高教體系中早已不是秘密。
許多年輕學者在升等壓力下，被迫選擇「安全、快速、可切割」的研究題目；許多研究計畫在立項之初，就已經預設了可發表的期刊等級與篇數；更不用說那些以論文獎金、篇數排行榜為榮的制度設計，早已將學術研究徹底商品化。這種環境下，所謂的「研究能量」，往往只是數量的堆疊，而非問題意識的深化。
鄭英耀所謂「囿於小確幸」，正是對此現象的貼切描述。短期內，數字確實好看。長期而言，學術社群卻逐漸失去提出大問題、承擔高風險的能力。
科技產業世界第一，學界卻「沒辦法」？
吳誠文主委最刺耳、也最值得深思的一句話是：「台灣的科技業世界第一，但學界沒辦法，這不是丟臉嗎？」這句話並不是要羞辱學界，而是反問我們：當產業能夠在高度競爭中，培養長期研發、跨世代累積的能力，為何學術體系反而退化成只求短期績效的制度？
台積電不可能靠一年幾篇論文堆出二奈米製程。它依賴的是長期穩定的研發團隊、深度的專業判斷，以及對失敗的高度容忍。反觀學術界，卻要求研究者在有限時間內，交出可量化、可比較、可立即排名的成果。這樣的制度，如何可能孕育真正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研究？
原創性研究不能被揠苗助長
學術史一再告訴我們，真正重要的思想，往往來得緩慢、孤獨，甚至在誕生之初不被理解。無論是基礎科學、理論創新，還是跨學科研究，都需要時間與空間的耐心累積。將這樣的研究活動，硬套進短視近利的績效主義框架，本身就是一種「揠苗助長」。
吳誠文主委鼓勵大學修訂升等評量辦法、強化專業同儕互評、停止發放論文獎金，並形容現行制度宛如從「南京政府」帶來的思維。這樣的比喻或許刺耳，卻點出了台灣高教治理長期未能擺脫威權時代行政理性的陰影：以控制取代信任，以形式取代實質。
學術的公共責任，而非數字貢獻
最後，必須回到一個根本問題：學者究竟要對誰負責？吳誠文主委說得很清楚，學者應該對全世界、對社會做出貢獻，而不是只對論文篇數有貢獻。歐美名校之所以能在國際排名與社會影響力上並進，正因為它們並未將「直接對準社會」視為對學術的背叛，而是學術成熟的表現。
如果台灣的大學仍然沉迷於論文數量的自我安慰，那麼再多的排名、再漂亮的統計數字，終究只是制度性的幻象。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我們寫了多少篇論文，而在於：我們是否還有能力判斷，什麼樣的研究值得被稱為重要。
這，才是吳誠文主委這番話，對台灣高等教育最嚴肅、也最迫切的提醒。 （相關報導： 周平觀點：當依法行政成為賤賣公共資產的遮羞布─亞太創意技術學院退場案的制度性警訊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高等教育工會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