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從《國寶》的藝術執念看高市早苗時代的台日命運

新年之際，回顧2025年的日本，正處於一種奇異的共振之中。在影壇，改編自吉田修一小說的電影《國寶》以長達三小時的篇幅登頂票房冠軍，用一種近乎殘酷的舞台美學，重塑了日本人的集體感官；在政壇，被譽為「日本鐵娘子」的高市早苗就任首相，以雷霆萬鈞之勢打破了長久以來的外交曖昧。看似毫不相干的兩端，實則共享著同一套民族敘事：關於「宿命」的對決，以及為了守護某種「至高價值」而不惜燃燒自我的極致意志。身為觀察者，我們不僅要看戲台上的身段，更要看透那場跨越海洋、交織著經濟與軍事威懾的權力棋局。

《國寶》之所以能打破日本真人電影二十年來的票房紀錄，關鍵在於它捕捉到了日本美學中最神祕的核心——職人精神的「孤獨感」。故事橫跨半世紀，講述出身黑道家族的孤兒喜久雄（吉澤亮飾），如何與歌舞伎名門之後俊介（橫濱流星飾）在血統與天賦的夾縫中抗衡。這不只是兩個人愛恨情仇，更是一場「凡人與天才」的博弈。電影中，喜久雄必須捨棄人性、背叛平凡的幸福，為了維護傳統的純粹，個人必須成為祭壇上的犧牲，才能在舞台上化身為神，獲得「國寶」的桂冠。這種「極致成功往往伴隨著極致孤獨」的殘酷感，在導演李相日的長鏡頭下，逼得觀眾屏息。當觀眾在戲院沉浸於那種超越肉體極限的表演時，其實是在參與一場集體的審美洗禮，

轉過身來，日本政壇正上演著另一場「國寶級」的決斷。高市早苗上任後，直接點破台海問題的窗戶紙，宣稱「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句話對於北京而言是不可逾越的紅線，但對高市而言，這僅是基於現實主義的生存邏輯。高市之所以敢「硬」，是因為她看穿了宿命。如果台灣守不住，日本南部的門戶——與那國島、石垣島將直接暴露於威脅之下。她正將日本的「自衛權」重新定義，一旦台海發生封鎖，這將被視為「生存危機事態」。這與《國寶》中喜久雄對藝術的執著異曲同工，為了守護核心主權，她不惜打破戰後長期的政治禁忌，讓自衛隊在法律與實力上，成為美軍在第一島鏈最強有力的後援。

對台灣而言，這股「高台風」帶來的是實質的戰略紅利。我們與日本的關係，正從「友好鄰邦」轉化為密不可分的「命運共同體」。

日本在距離台灣極近的西南諸島部署飛彈，這不僅是日本的離島防禦，更是在物理空間上與台灣形成防衛夾擊，減輕了台灣東部防線的壓力。高市力挺台積電在熊本設廠，其核心思維是「經濟安保」。她將半導體技術與日本的國防安全緊緊綑綁。只要台日產業鏈越趨緊密，日本就越有動力維護台海和平。這種「利益綑綁」，比任何熱血口號都來得可靠。

然而，極致的藝術伴隨著孤獨，強硬的政治也伴隨著代價。在我們慶幸台日關係升溫之際，也必須理清這場棋局背後的風險。首先是「壓力的轉嫁」。當日本表現強硬，北京或許不願直接與日本發生全面軍事衝突，但卻可能將怒火轉向台灣，透過加強軍事騷擾或經濟打擊來進行「隔山打牛」。台灣必須做好成為地緣政治壓力「洩洪區」的心理準備。其次是日本國內的民意擺盪。高市的強硬雖然引發共鳴，但日本商界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依然深厚。如果北京的制裁導致日本經濟受損，高市的民調是否能撐住她的意志？這是一個巨大的未知數。

《國寶》電影帶來的啟示是：唯有留下不朽的作品，藝術家才算勝利。對於台灣而言，高市執政的時期，正是台日關係難得的「戰略窗口期」。我們不能僅滿足於口頭上的「台日友好」，更要趁此機會爭取制度化合作，以形成永續合作與發展。具體而言，台灣應推動加入CPTPP的實質進程，建立官方的情報分享機制，甚至進一步推動能源與物資的互助協議。政治人物會更迭，但簽好的協議、蓋好的工廠、與共享的數位數據是不會輕易消失的。

在《國寶》的結尾，喜久雄在掌聲中站上巔峰，卻也陷入了極致的孤獨；而高市早苗在國際博弈的驚濤駭浪中，正以她的鐵腕定義日本的新常態。台灣不應是這場大戲的配角。我們應學習喜久雄對藝術的純粹追求，轉化為對國家安全與產業地位的堅持；同時學習高市早苗的實務戰略，將「安全利益」與「經濟利益」鎖進同一個保險箱。在國際政治的叢林裡，台灣最需要的不是暫時的熱血，而是像《國寶》演員那樣，為了那驚鴻一瞥的成就，在台下進行數十載枯燥卻紮實的修行。當我們把自己變得無可取代，那一陣來自北方的「高台風」，才能真正成為推動台灣航向長治久安的助力。 （相關報導： 高市早苗會後悔說「台灣有事」？邱毅揭李在明一舉動讓她火大：原本強悍女人不見了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軍法官/國防戰略研究者 /博士候選人/律師特考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