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政璋觀點：國際站位已定，治理卻被內耗─第一島鏈下的台灣未來

回想攻讀博士期間，課堂上曾多次討論「模糊層級理論」（Fuzzy Hierarchy）。當時總覺得奇怪，既然是決策，為何不追求清晰確立，反而要容許模糊與灰階？然而，真正走進現實世界，在制度、產業與國際政治之間反覆穿梭後，才逐漸理解：在穩定環境中，模糊或許是一種彈性；但在結構正在重組的時代，模糊往往意味著風險的延後累積。這樣的體會，在最近的國際事件中顯得格外清晰。今晨因身處加拿大、時差錯落，打開手機與電腦，映入眼簾的國際頭條，是美國以「毒品戰爭」之名，實則進行路線重置的強勢行動，派遣特種部隊介入委內瑞拉政局，拘捕總統夫婦並安排政權過渡。名義上是治安與禁毒，實質上卻是一場赤裸裸的地緣與制度選邊。這個事件再次提醒我們：當世界進入「重新劃線」的階段，站位不再是可以拖延的選項，而是無可迴避的現實。一旦站錯位置，代價不只是政策修正，而可能是內部秩序的全面重來，甚至是在外力介入下被迫重置。

近一年來，因工作與旅行之便，陸續走訪日本、韓國與菲律賓，實地觀察這些第一島鏈國家的政策節奏、社會氛圍、經濟發展與對外站位。愈是「看看別人、對照自己」，愈能感受到一個清楚的趨勢：當多數國家都已在現實壓力下，選擇對自身最有利、也最可承受的戰略角色時，站位本身已成為國家治理的一部分，而不再只是外交辭令。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讓台灣主義思想的我，重新檢視第一島鏈的政經發展，不只是國際觀察，更是對台灣自身處境的一次必要對照。因為

當方向選擇已成必然，真正的關鍵問題從來不是「選不選」，而是誰有能力把選擇變成可長期承載的國家戰略。

過去三十年，全球化塑造了一種近乎烏托邦式的想像：市場可以自我調節、供應鏈只追求效率、政治終將退居幕後。在這套敘事中，國家彷彿只是舞台布景，真正的主角是資本、技術與跨國企業。只要夠開放、夠便宜、夠有效率，就能在世界分工中找到位置。然而，這個時代已經結束。隨著美中關係從貿易摩擦、科技競爭，全面升級為長期性的「結構性競逐」（Structural Rivalry），國際秩序的底層邏輯正在發生根本轉變。制度重新凌駕市場，安全開始高於效率，政治不再只是經濟的背景條件，而是經濟能否存在的前提。

這場轉變並非突如其來，而是長期積累的結果。從金融危機後的國家干預回歸、到疫情期間供應鏈斷裂的集體震撼，再到俄烏戰爭與中東衝突對能源與糧食安全的衝擊，世界已反覆驗證一個事實：在高度不確定的時代，市場本身無法提供安全，只有制度與國家能力可以。在這樣的脈絡下，「第一島鏈」這個原本屬於冷戰軍事戰略的概念，被賦予了全新的內涵。它不再只是潛艦、飛彈與航母的部署線，而是一條高度制度化、具有排他性的政經分界線。是否位於這條線的「安全側」，將直接決定一個國家能否進入高階科技體系、能否被納入可信賴的供應鏈網絡，以及能否在未來十年至二十年的國際秩序中保有戰略價值。 （相關報導： 閻紀宇專欄：「後川普時代」將是「范斯時代」 ｜ 更多文章 ）

從日本、韓國，到南方的菲律賓，再到位於樞紐位置的台灣，第一島鏈上的主要國家，其實都已經被迫做出了選擇。這些選擇，並非出於情緒，也不是價值宣示，而是基於極為冷靜的生存理性。真正的差別不在於「選哪一邊」，而在於：誰有能力把這個選擇，轉化為穩定、可預期、可持續的國家戰略。

如果今天仍然用航母數量、飛彈射程或軍事基地分布來理解第一島鏈，將會嚴重低估當前局勢的深度。軍事力量固然仍然重要，但真正決定勝負的，早已不是誰的火力更強，而是誰能定義規則、控制關鍵節點、排除對手於體系之外。當代第一島鏈的核心防線，已經位移到制度、科技與供應鏈層次。半導體先進製程、關鍵設備與材料、EDA 設計軟體、AI 模型訓練算力、雲端與資料中心架構、金融制裁與清算系統、出口管制與投資審查制度，這些看似分散的政策工具，實際上構成了一道高度排他、難以跨越的「制度鐵幕」。它不需要封鎖航道，卻能在無聲無息中決定誰能參與未來科技文明的核心，誰只能停留在邊緣。

美國推動《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並不是單純的產業補貼，而是一項深具戰略意涵的制度工程。透過補助條件、投資限制與合規要求，美國正在重新塑造高階製造的地理分布，並將「技術安全」正式升級為「國家安全」。對於盟友而言，這既是機會，也是約束；對於體制外的國家而言，則是一道清楚的門檻。印太經濟架構（IPEF）同樣如此。表面上，它刻意避開傳統自由貿易協定的關稅議題，實質上卻在重新定義資料流動、供應鏈透明度、產業標準與治理規範的「內圈規則」。能否進入這個內圈，已不再取決於市場規模，而是制度可信度與政治風險評估。在這樣的結構下，「戰略模糊」的成本急遽上升。當全球供應鏈全面進入「去風險化」（De-risking）與「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重組階段，跨國企業與國際資本在做決策時，關心的早已不是哪裡最便宜，而是哪裡最安全、最可預測、最不會被制裁或突然切斷。對國家而言，這意味著一個殘酷但清楚的現實：選邊不是政治表態，而是制度選擇。而制度一旦選錯，修正成本極高，甚至不可逆。

在第一島鏈各國之中，日本最值得台灣深思的地方，從來不在於它「選對了邊」，而在於它如何處理這個選擇，並讓選擇成為國家長期運作的一部分。日本並非沒有內部爭論。無論是防衛預算的大幅調升、和平憲法的解釋與修訂、核能政策的去留、通膨與財政壓力、乃至於稅制改革與社會福利分配，每一項都是足以引發激烈對立的政治議題。日本社會並不缺少反對聲音，也不缺政治衝突。然而，日本在對外戰略上，做出了一個極為關鍵、也極為成熟的治理選擇：將同盟關係與國家安全，從政黨競爭的主戰場中抽離，升級為國家體制的基本設定。

這意味著，對外戰略不再是「哪個政黨執政就翻轉一次」的政策選項，而是被嵌入官僚體系、國安架構與制度運作中的長期路徑。因此，不論首相更替、派系輪動，甚至政權輪替，日本在美日同盟、印太戰略、供應鏈安全與關鍵科技政策上的基本方向，始終保持高度一致性。這種一致性，並非來自政治壓制或社會單一化，而是來自三個層次的長期累積： （相關報導： 閻紀宇專欄：「後川普時代」將是「范斯時代」 ｜ 更多文章 ）

一是官僚體系對國家安全風險的共同判斷；

二是跨黨派對日本地緣位置與結構限制的現實認知；

三是產業政策與國安政策高度整合後，所形成的制度慣性。

最具象徵性的例子，莫過於台積電落腳熊本。這不僅是一項投資案，更是一場「國家能力的實戰演練」。日本政府並非僅止於提供高額補貼，而是從中央到地方，動員經濟產業省、地方政府、電力與水資源單位、交通系統、教育體系與法規調適機制，為一項被定義為「國家戰略資產」的投資，進行全面性的制度整合。土地取得、水電供應、人才培育、供應鏈配套與行政流程，被視為國家任務，而非企業自行承擔的成本。這不是單一部會的效率問題，而是整個國家機器在同一戰略目標下協同運轉的結果。更關鍵的是，日本社會並未因這樣清楚的戰略站位而陷入撕裂。對外戰略與同盟關係，被普遍視為「國家生存層級」的議題，由專業官僚與制度延續執行，而非每四年一次被拿來反覆動員的選舉工具。政治競爭依然存在，但競爭被清楚限制在「不動搖國家安全地基」的範圍內。日本非常清楚，這樣的選擇不是在「討好美國」，也不是價值宣示，亦是在為未來二、三十年的產業安全、科技地位與國家生存，建立一套可長期運作的保險機制。對照之下，日本真正領先的，並不是立場，的確是把立場轉化為制度、再把制度轉化為國家能力的治理成熟度。

如果要在第一島鏈中找一個「結構條件最接近台灣、卻走出不同結果」的國家，答案往往不是日本，而是韓國。韓國的戰略環境高度緊繃，甚至在某些層面上比台灣更為嚴峻。北方是持續核武化、且不受傳統威懾邏輯制約的北韓；西側是快速崛起、與其經貿高度糾纏的中國；在安全上必須仰賴美國，在經濟上卻難以與中國市場完全切割。任何一次錯誤判斷，都可能同時引爆安全風險與經濟衝擊。但正是在這樣的結構壓力下，韓國並沒有陷入戰略癱瘓，反而逐步發展出一套高度自覺、也高度自制的「雙軌現實主義」。在經貿層面，韓國政府與財閥體系（Chaebol）刻意避免不必要的政治語言刺激，對中國市場保持務實態度，能不升高衝突就不升高；但在國防、情報交換、飛彈防禦、軍工產業與關鍵科技安全上，韓國卻從未對美國產生任何戰略幻想。 （相關報導： 閻紀宇專欄：「後川普時代」將是「范斯時代」 ｜ 更多文章 ）

不論是薩德（THAAD）系統的部署、與美國的聯合軍演，或是在半導體、電池、先進製造與軍工供應鏈上配合美國進行重組，韓國的選擇始終清楚而一致：安全與核心技術，只能站在美國體系之內。更關鍵的是，韓國在內部政治上展現出高度罕見的「自我約束」。韓國的政黨對立並不溫和，保守派與進步派之間的衝突時常尖銳而激烈；但即便如此，仍然存在一條清楚的政治紅線——國家安全與同盟關係，不應成為選舉操作的工具。即便在進步派執政期間，也極少出現主流政治人物公開否定美韓同盟、或以「疑美論」作為動員選民的核心訴求。這不是因為韓國政治人物比較高尚，而是因為他們清楚理解，一旦安全議題被全面政治化，國家將同時失去對外的可信度，以及對內的治理能力。對照台灣，差距並不在於選擇不同，而在於是否願意為現實設下政治邊界。

如果說韓國的經驗提醒我們「紀律的價值」，那麼菲律賓的轉向，則是一堂關於「幻想代價」的現場示範。在前任總統杜特蒂執政期間，菲律賓曾刻意走上一條與日本、韓國截然不同的路線：淡化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對中國釋出高度政治善意，並試圖以「擱置主權爭議」換取經濟援助與大型基礎建設投資。這條路線的包裝語言十分誘人——避免對抗、專注發展、以經濟利益化解地緣衝突。在威脅尚未具體化之前，這樣的選擇看似務實，甚至被部分國際觀察者視為一種「高明的戰略模糊」。

然而，問題並不在策略包裝，而在其背後的核心假設本身就極其脆弱。這套思維假設，經濟利益可以中和安全風險；假設只要釋出足夠善意，就能換取對方在主權與軍事行為上的自我克制；更假設地緣政治衝突可以被暫時擱置，而不會因時間推移而惡化。這些假設，在和平紅利仍然存在時或許說得通，但一旦進入強權競逐的結構階段，就會迅速失效。現實證明，這不是策略，而是一場建立在錯誤前提上的賭博。當南海情勢逐步升高，衝突不再只是法律文件、外交聲明或仲裁判決，而是轉化為一連串具體而日常的壓迫行為——水砲驅離、軍用雷射照射、補給船遭阻撓、實質控制範圍被一步步推進——菲律賓才真正意識到一個殘酷但關鍵的事實：經濟承諾，無法替代安全保障；投資支票，也無法抵銷主權侵蝕。在這個時刻，所謂的「戰略模糊」不但沒有換來安全，反而讓菲律賓在關鍵時刻缺乏足夠的嚇阻力與盟友信心，付出了更高的修正成本。

於是，在小馬可仕上台後，菲律賓迅速「回防」。不僅重新啟動並強化與美國的軍事合作，擴大《加強國防合作協議》（EDCA）下的基地使用範圍，也同步加快與日本、澳洲等國的安全互動與軍事協作。這個轉向來得又快又急，並非因為價值觀突然轉變，而是因為生存壓力已不再允許拖延與幻想。菲律賓的案例之所以值得反覆檢視，不在於它「選錯邊」，而在於它清楚揭示了一個常被低估的地緣政治現實：戰略模糊只在威脅尚未落地時才有空間；一旦威脅具體化，模糊本身就會成為風險來源。對所有中小國家而言，這是一堂昂貴但清醒的課。地緣政治或許允許短期策略調整，卻從不寬容長期自我欺騙。當幻想破滅，修正路線所付出的代價，往往遠高於一開始面對現實的成本。這也是菲律賓給第一島鏈其他國家，尤其是台灣，留下的最重要啟示。

如果把第一島鏈上的國家放在同一張風險地圖上，台灣的位置確實最為特殊，甚至可以說是結構性矛盾高度疊加的交會點。

台灣同時具備三個高度集中的特徵：

第一，地緣位置極端關鍵，直接位於區域衝突的結構節點，任何緊張升高都無法繞過台灣；

第二，產業角色高度不可替代，掌握全球高階半導體製造的核心環節，使台灣在科技與經濟上具有超額戰略價值；

第三，政治體制高度民主，內部言論自由、政黨競爭激烈，社會動員能力極強。 （相關報導： 閻紀宇專欄：「後川普時代」將是「范斯時代」 ｜ 更多文章 ）

理論上，這三個特徵應該構成台灣最強的戰略籌碼：位置帶來談判權重，產業帶來不可取代性，民主帶來國際正當性。然而，在實際運作中，這三者卻未能形成正向加乘，反而轉化為一種反向放大的治理風險。問題並不在於台灣社會存在不同立場。民主社會本就允許、甚至鼓勵路線競爭，這本身不是弱點。真正的問題在於，台灣缺乏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家共識，來界定哪些議題屬於「可以競爭的政策選項」，哪些議題則應被視為「不可無限動員的國家基礎」。

在多數第一島鏈國家，對外戰略與國家安全，被視為高於政黨競爭的領域，是政治必須自我節制的邊界；但在台灣，這條邊界卻始終模糊，甚至被刻意拆解。國家安全、對外關係、同盟可信度，頻繁被拉進選舉動員與情緒對立之中，並被簡化為身份認同的對立符號，而非現實風險的理性管理。這種運作方式，並非偶發，而是一個逐步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

當外部壓力升高，理應促使社會凝聚共識；但在台灣，外部壓力反而被轉譯為內部動員資源，成為政黨競爭的燃料。政黨越依賴安全議題動員選民，就越難對安全議題保持克制；越缺乏克制，對外訊號就越混亂；對外越混亂，外部不確定性越高，內部焦慮就越容易被再次動員。於是，國家安全不再是需要被治理的風險，而變成一個反覆消耗的政治資源。其結果，至少帶來三種結構性後果，而且彼此相互加乘。

第一，是疑美論與安全不信任的擴散。

當盟友的戰略意圖被簡化為陰謀論、交易論或情緒性質疑，台灣在對外溝通中必須付出更高成本，才能證明自身的防衛意志與政策一致性。這不僅削弱談判籌碼，也增加盟友在風險評估上的保留與遲疑。

第二，是國家認同的反覆動員化。

每一次選舉，都彷彿重新進行一次國家定位的內部公投，使得長期戰略無法累積，只能不斷推倒重來。國家認同若長期處於動員狀態，就難以轉化為制度穩定性，反而成為治理的不確定因子。

第三，是安全與產業政策的短期化。

國防改革、兵役制度、能源轉型、供應鏈布局，理應是需要十年以上視野的國家工程，卻經常被壓縮進選舉週期內反覆拉扯。政策缺乏跨任期的延續性，使制度難以形成可信賴的路徑，企業與國際夥伴也難以據此做出長期承諾。

在高度緊張的地緣政治環境中，這種不可預測性本身，就會被外部視為一種風險指標。不是因為台灣不重要，而正因為台灣太重要，任何內部失序都會被放大解讀。因此，台灣真正的困境，不在於外部壓力是否存在，而在於我們選擇用政治內戰的方式，來消化原本應該用治理能力處理的結構性風險。 （相關報導： 閻紀宇專欄：「後川普時代」將是「范斯時代」 ｜ 更多文章 ）

台灣其實早已完成選邊，而且這不是政治宣示，而是結構性的「既成事實」。台灣的高階半導體產業鏈深度連結美國主導的技術與市場體系：從設計端的工具與IP生態，到先進製程所需的關鍵設備與材料，再到下游的雲端、AI、資料中心客戶與投資市場，台灣的核心產能與價值實現，已經被嵌入一個以美國規則為基底的科技秩序。金融面亦然：資本市場的估值體系、關鍵投資人與監理對接、美元清算與制裁規則的外溢效果，讓台灣不可能在全球兩套金融秩序間「自由游移」。更不用說制度與治理層面：台灣的民主法治、企業治理、資訊透明與合規邏輯，本質上也更接近美國與其盟友所定義的制度圈。換句話說，台灣的「站位」不是某一屆政府的選擇，而是長期產業演化、制度路徑與地緣位置共同形塑的結果。你可以在選舉語言上懷疑它，但你無法在供應鏈與制度現實中否認它。因此，台灣真正的風險，不在於「要不要選邊」，而在於：我們是否具備足夠成熟的治理能力，去承載這個現實；以及我們能否把這個站位轉化為可持續的國家利益，而不是每四年一次被拿來賭輸贏的政治籌碼。所謂「管理選邊」，不是更大聲地表態，而是把外部壓力轉化為內部秩序的三種能力，而且每一種都可以被檢驗：

第一，安全議題的「去選舉化」：把國防從情緒戰場拉回制度戰場

台灣現在最脆弱的，不是武器不夠，而是安全議題太容易被政黨化、被短期動員化。當疑美論或疑戰論被當成選舉工具，台灣對外傳遞的訊號就會變得混亂：盟友難以判讀台灣是否有一致的防衛意志，對手則更容易以資訊戰與認知作戰擴大內部分裂。治理上的解法不是喊團結，而是建立「最低限度共識」的制度欄杆：哪些國安議題必須形成跨黨派底線？哪些軍事改革必須跨任期延續？哪些資訊安全規範必須被視為國家基礎設施？如果沒有制度欄杆，安全就會永遠停留在口號與互罵之中，最終弱化的不是某個政黨，而是整個國家。

第二，產業政策的「跨任期定錨」：不能讓台灣的王牌每次選舉都被重新定價

台灣的半導體優勢不是天降神蹟，而是一套高度脆弱、需要長期維護的系統：能源、人才、法規、投資環境、科研、對外審查與關鍵技術保護，缺一不可。真正危險的，是台灣把這套系統當成「理所當然」，甚至讓產業政策變成政黨輪替後可任意翻轉的工具。國家級的管理選邊，意味著把關鍵產業政策從「政策偏好」升級為「戰略資產管理」：關鍵技術外流的邊界在哪？對外投資與合作的紅線在哪？供應鏈韌性的底線要求是什麼？能源轉型的節奏如何與先進製造需求對齊？這些都不能每次政權更替就重新歸零，否則台灣最強的籌碼會變成最不穩定的變數。

第三，對外戰略的「制度化可預測」：讓盟友看見台灣是一個可被信賴的長期行為者

在地緣政治高度緊張的時代，國際社會最害怕的不是立場鮮明，而是不可預測。對外戰略若被內部政治情緒牽引，政策訊號忽冷忽熱，盟友的投入就會變得保守；對手則會押注台灣「自己先亂」。因此，台灣需要的是更制度化、專業化、可延續的國安決策與對外溝通機制：不讓每一次選舉都變成對外政策的重新公投，不讓國家意志在政黨攻防中破碎。可預測性就是信用，信用就是安全的一部分。

回顧第一島鏈各國近十年的戰略選擇，其實可以看見一條非常清楚、也極為殘酷的分界線。

1.日本，選擇將站位上升為制度與體制的一部分，把對外戰略從政黨競爭中抽離，轉化為國家長期運作的基礎設定；

2.韓國，選擇在極端高風險的夾縫中，用紀律與自制維持平衡，讓政治競爭止步於國家安全紅線之前；

3.菲律賓，則在戰略幻想破滅後，被迫以現實代價換取重新站位的機會。

這三個案例沒有對錯之分，卻共同指向一個事實：第一島鏈的國家，都已經進入「站位之後」的階段。只有台灣，仍停留在「站不站、怎麼站」的反覆爭論中，把原本應該用來處理風險、累積制度、管理外部壓力的時間，消耗在內部否定與政治對立之中。這不是立場問題，更是時序問題。地緣政治的巨輪正在加速轉動，它不會等待台灣完成內部辯論，也不會因為我們的政治分歧而放慢節奏。美中對抗早已不是短期波動，是一個將持續十年以上的結構性競逐；第一島鏈也不再是選項，而是秩序的一部分。在這樣的結構下，真正的風險已經發生轉移。台灣最危險的，已不只是外部壓力，而是內部是否具備承載現實的能力。當站位已成事實，卻仍以選舉邏輯處理國家安全；當制度風險需要長期管理，卻被壓縮進短期政治動員；當產業與安全高度交織，卻缺乏跨任期的治理共識；這樣的國家，不是被迫選邊，就是被迫承擔失序的代價。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要不要選邊」，而是台灣是否已經準備好，成為一個能夠管理自身命運的成熟行為者。所謂成熟，不是沒有分歧，是要知道哪些分歧不能無限擴大；不是沒有政治競爭，是要懂得為國家生存保留制度底線；更不是對外逞強表態，是要對內建立可以長期運作的治理秩序。

第一島鏈已完成站位。接下來的問題，只剩一個：台灣，是要繼續在站位完成後內耗，還是開始學會如何在既定站位中活下來、活得久、活得有價值。留給台灣選擇的時間，確實不多了。 （相關報導： 閻紀宇專欄：「後川普時代」將是「范斯時代」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前台灣金聯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