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重大暴力案件發生，社會的震驚與憤怒，往往迅速從行為人本身，轉向其父母與家屬。要求公開道歉、下跪，甚至承受持續性的道德審判，彷彿唯有家屬受罰，集體情緒才能獲得安放。這種反應看似在追求正義，實際上卻正在重複一種早該被淘汰的觀念──株連九族式的集體懲罰思維。
從法律與家事調解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期待早已偏離責任原則，也無助於真正的預防。在法治社會中，責任必須個別化。成年子女須為其行為自行負責，父母不是終身的情緒保證人，更不存在代位受罰或誅連制度。當社會以道德壓力要求家屬承擔刑事行為的後果，這不僅無法增進公共安全，反而是一種以情緒代替制度思考的替罪羊機制。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類社會期待往往透過網路迅速擴散，演變為對家屬的集體公審。未經查證的指責、過度延伸的道德譴責，以及要求表態、羞辱式留言，不但無助於釐清問題，反而製造新的受害者。當社會一邊譴責暴力行為，一邊默許網路霸凌的正當性，本身就是一種結構性的矛盾。
從家事調解實務觀察，這種公審文化不但無法預防悲劇，反而會進一步壓縮家庭求助的空間。當求助被視為「被貼標籤」或「被羞辱」，家庭往往選擇沉默與切斷連結，真正的風險因此被推向更深處。
因此，真正需要被檢視的，從來不是「父母有沒有下跪」，而是制度究竟在哪裡失靈。政府不能只是事件發生後的譴責者或旁觀者，而必須正視預防機制長期不足的責任。
現行制度最大的斷裂，發生在「學校到社會」之間。心理支持往往要等到「已經出事」才啟動；失業、情緒失衡與人際孤立被視為個人問題，而非可提早辨識的公共風險；調解與支持系統，多半只在關係破裂、衝突失控後才出現——往往太晚，也太遲。
在家事調解實務中，重大事件發生前最常被忽略的警訊之一，是人際關係的快速退化。這種退化不一定表現為衝突，而是逐步消失：不聯絡、不回訊、不求助，生活圈急速縮小，對他人高度不信任，最終形成封閉狀態。然而，公共討論中卻經常急於以「危險人格」加以標籤，彷彿貼標就能取代制度反思。
但從調解與心理風險的角度來看，真正的危險不在於某一種人格類型，而在於人格特質與現實壓力交疊後，失去調節能力的狀態。當一個人同時承受生存焦慮、尊嚴受挫與關係斷裂，而制度又無法介入，風險才真正成形。這不是性格問題，而是結構性問題。
要求父母下跪，或許能短暫回應社會情緒，卻無法阻止下一次悲劇。真正的公共安全，來自於破除誅連思維、節制網路公審，以及建立一套能在崩潰前介入、在孤立前接住人的支持制度，而非事後以羞辱代替治理。政府不能缺席的三項具體責任：全面性制度失靈的檢討
若真要談預防，而非事後究責，政府必須進行的是全面性的制度檢討，而不是再次把壓力集中在單一角色或單一系統上。以下三項責任，缺一不可。
第一，政府必須正視「學校到社會」之間的制度斷裂，而非將風險回推給家庭或教育人員。
多數高風險事件並非發生在校園內，而是發生在離開學校之後。然而，現行制度卻在學生畢業、退學、失業或轉換身分後，幾乎全面退場。教育系統結束了，勞動、社政、心理支持卻未即時接手，形成一段無人負責的空窗期。當風險在這段期間累積，事後卻回頭檢討家庭或教師，這本身就是制度失責。
第二，政府必須建立「非究責導向」的預警與介入機制，讓專業人員敢通報、能協作。
不論是教師、社工、心理師或基層公務員，長期面臨的共同困境是：一旦提早示警，卻可能在事件發生後成為被追究責任的對象。這種制度設計，直接扼殺預防。沒有一個清楚區分「預警通報」與「事後究責」的制度，任何專業人員都只會選擇沉默與自保。
第三，政府必須停止以道德期待取代制度投資，並把尊嚴還給第一線專業人員。
長期以來，政府習慣以「多關心一點」、「家長要負責」、「老師要注意」、「社會要接住」等口號回應結構性問題，卻未提供相應的人力、資源與跨系統支持。當教育人員、社工、心理專業被要求承接超出其專業界線的風險，卻沒有制度後盾，尊嚴自然被侵蝕，預防也淪為空談。
全面性的制度檢討，並不是要找出誰該被譴責，而是要誠實面對：我們是否建立了一個能在風險形成前介入的國家機制，還是一個只會在悲劇發生後獵巫的社會？
如果政府仍選擇忽視這三個層面的失靈，那麼要求父母下跪、網路集體公審、對教育與家庭的道德指責，只會不斷重演，卻無法真正降低風險。
真正該被檢討的，不是誰沒有跪下，而是國家是否站得住。 （相關報導： 張文「模仿犯」暴增？警方追查網路恐嚇 6天偵辦94件羈押4人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大學法學教師、行政&司法調解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