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專欄：臺灣文化反哺的希望與絕望

拙作《期待臺灣從文明上「反攻大陸」》刊出後，兩岸都有一些回應。其中兩位學者的回應可能最具代表性。

其一來自剛從臺灣訪學歸來的跨文化學者彭小華。跟筆者一樣，彭女士對臺灣也充滿了嚮往，以至於斷言：「我喜歡臺灣人的風範，如果可以選擇，我願意生活在臺灣那樣的社會。」但即便如此，她也不太相信筆者主張的臺灣文化反哺是可能的。因為，「基於我與臺灣人的交談，我也不確定他們有這種興趣。」

其二來自臺灣政治大學的江明修教授。教授在臉書上轉發拙作時，一方面盛讚筆者「對臺灣有很深入的瞭解，見解獨創」，另一方面，又說筆者的主張「可行性則待檢證」。這跟彭女士的看法相近，即也是對筆者的一種委婉質疑。

目標很高大上，很美好，但路徑何在？可操作麼？換句話說，即便大陸有需求，大陸民眾也認可，但如果臺灣並無興趣，筆者的主張豈不要落空？這點上，兩岸很多讀者懷有跟彭小華女士和江明修教授同樣的擔憂。

不能不承認，這些擔憂是有道理的，筆者其實也有類似擔憂。但擔憂的同時，筆者多一些樂觀，因為就筆者所見，臺灣文化反哺並非停留於理論層面，而是早就有了開端。

這開端，就是大陸民眾對兩岸的認知，早已從政治落差的認知，上升到文化落差、文明落差的認知。這個拐點的出現，始自龍應台因大陸冰點事件發表的檄文《請用文明說服我》。這篇檄文第一次以兩岸文化落差、文明落差為主題，充分展示了臺灣人面對大陸那種文化上和文明上的自信，以及對大陸文化重建與文明復興的期待。可以設想，如果這篇檄文出自一個美國人或日本人之手，會激起大陸多麼憤怒的反彈，因為這無疑會被視為一種傲慢、一種羞辱。但值得玩味的正在於此。恰恰因為這篇檄文出自龍應台、出自一個臺灣作家之手，大陸的反應出奇的平和，甚至很大程度上攪動了大陸思想界，引發廣泛的共鳴和反思。

這一事實本身，即是臺灣對大陸的文化反哺，是兩岸關係從過去單純的經貿互動、政治互動及所謂親情互動，向著文化和文明互動升級的信號。這無疑是歷史性的。

時代的趨勢，強化了兩岸文化和文明互動的升級。一個是互聯網尤其社交媒體時代的到來，一批臺灣意見領袖得以登陸大陸，以其言談影響大陸民間輿論。一個是隨著公民社會全球化，大陸公民社會開始跟國際尤其跟臺灣接軌，臺灣的慈濟等公民組織，包括江明修教授在內的臺灣公民社會領軍人物，也紛紛登陸大陸。所有這些，都屬於臺灣對大陸的文化反哺，讓大陸民眾開始認識到一個嶄新的臺灣，一個「溫良恭儉讓」的臺灣、愛的臺灣，總之是一個有著強大人文傳統的臺灣。 （相關報導： 吳豐山專欄：兩岸紛擾十六年　 ｜ 更多文章 ）

兩岸文化和文明互動升級的更大推力，則來自2011年6月開始的臺灣自由行。大陸中產精英自此源源不斷地湧入臺灣。他們中的多數人，是懷著強烈的文化鄉愁而去的，而且如願以償，認為自己的確在臺灣找到了文化故鄉，「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的評語，竟一時風靡大陸。臺灣展示了華人社會在文化和文明上的另一種可能，其對於大陸文化和文明上的優勢，令大陸主流社會心悅誠服。從文化和文明上接受臺灣反哺，在大陸主流社會已經極少心理障礙。

如果以2008年為分水嶺，兩岸文化和文明上的互動，持續了整整八年。這八年最大的成果，是臺灣逐漸從文明上說服了大陸。但與此同時，一個嚴重的問題出現了，即是在臺灣越來越從文明上說服大陸的同時，反而越來越失去說服大陸的耐心與動力。臺灣文化反哺越來越可能是剃頭挑子一頭熱，淪為大陸民間的單相思。由此也才有前述的彭小華女士和江明修教授對臺灣文化反哺在可行性上的質疑。

這種變化有一個複雜的過程。

當龍應台發表《請用文明說服我》時，正逢兩岸新的蜜月期。第一個蜜月期是1980年代，那時跟今天相反，是臺灣民眾對大陸充滿美好嚮往。因而才有歌手侯德健、立委黃順興、學者陳鼓應等臺灣精英紛紛投奔大陸。那時大陸的改革開放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讓大陸在兩岸競賽中一定程度領先臺灣。那可能是兩岸靠攏的最好時機，但這一切，被大陸後來的歷史性巨變徹底中斷。兩岸關係尤其民間交往，自此跌入低谷。

經過近二十年的修復，尤其因為大陸經濟崛起，兩岸關係尤其民間交往逐漸回升，到2008年藍營重新執政時，達到歷史新高。但這時大陸對臺灣的優勢，已經只剩下經濟優勢，臺灣僅僅在經貿上需要大陸。龍應台所代表的藍營精英，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兩岸文化和文明上的落差。但因為兩岸蜜月期，尤其因為剛剛走出政治低谷、重新執政，藍營整體上是自信的和奮發向上的。意欲在臺灣大展宏圖的同時，在兩岸關係上也處於積極主動的狀態，有從文化和文明上反哺大陸的激情與抱負。

但隨後八年中，發生了太多故事，像二十多年前大陸的歷史性巨變一樣，再度深刻地改變了兩岸關係。最大的改變力量則來自大陸體制的倒退和硬化——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後，所謂「中國模式」橫空出世，重構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同時，也重構著兩岸關係。以寡頭合治權貴分贓為特徵的所謂「中國模式」，不僅刺激政治腐敗，更毒化全社會，導致整個社會的腐敗，加大了兩岸文明上的落差，越來越令臺灣主流社會失望。

更可怕的是「中國模式」在臺灣的延伸，越來越從文化和文明上對臺灣反向輸出。這是2008年之前難以設想的局面。兩岸制度上的差異與衝突，不再是一道淺淺的海峽所能隔離，而是直接展現於臺灣本土，把越來越多的臺灣民眾裹挾其中，深受其害。最終的結果，即是彭小華女士在《兩岸的幸福指數為何差異那麼大》一文中描述的：

不知道有多少臺灣人把大陸中國人視為同胞，我甚至隱隱覺得，雖然臺灣人用漢字、講國語，保持了中國的傳統節日、習俗，但已經擁有免于恐懼的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的他們在社會關係、人際關係、言談舉止、交流方式、風範氣質上與西方人更相似，思想、感情上恐怕也更傾向於西方，尤其是美國……。在曾經以「反攻大陸」為念的蔣介石之後，在許多「外省人」故去之後，很多臺灣人在放棄「反攻大陸」的同時，似乎也不再把大陸中國視為一體，或者需要回歸的故土。對大陸的故土意識在淡去，臺灣本土意識、臺灣人身份感在增強，出於現實的考量，很多人願意保持當前現狀，不獨不統，你們過你們的日子，just leave us alone。

總而言之，兩岸經貿合作及民間交往越是深度和緊密，兩岸制度差異就越是凸顯，制度差異導致的文化和文明衝突就越是激烈。制度隔離正在重塑兩岸，讓本來同文同種的兩岸，文化上和文明上的差異越來越大，越來越有淪為兩個不同民族的危險。竊以為這可能是兩岸關係最大的變數和危機。以至對臺灣文化反哺抱有期待和信心的筆者，現在也不能不深懷憂慮。 （相關報導： 吳豐山專欄：兩岸紛擾十六年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前《南方周末》評論員。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