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媒體時代觀察》民主政治上網發展 臉書、推特可以決定選票流向

2008年，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藉由創新的社群媒體策略打了一場漂亮選戰，在推特成立不久的年代，就有12萬的追蹤者。8年過去，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川普（Donald Trump）也常在推特上大放厥詞，超過700萬名追隨者，每天增加5萬人，主流媒體時常關注推文。因為他們深知在資訊爆炸時代，選票和社群媒體脫離不了關係。

2004年臉書問世，2006年推特出現，各大社群媒體繼之而起。十年過去，臉書使用者已達15億人，推特每日推文數上億則，資料交換量相當龐大。身處政治場域的政客察覺到一群虛擬選民，近年積極經營線上選戰，爭取線下化為實質選票。如台北市長柯文哲在2014年九合一選舉時透過社群媒體成功吸引年輕選民、發表政見、小額募款，成果斐然。

的確，社群媒體正在改變政治民主程序，如同顛覆許多產業，其背後的大量資料不只能改變政治運動也影響政策如何形成。像是地方政府，尤其城市已經開始套用在每件事，如解決交通問題。柯文哲日前提出設立ETC紓解交通壅塞即是一例。執政者熟知、分析資訊是為了改變局處的工作效率並和公民有效溝通。

從選舉造勢活動、組織抗議行動到公眾服務，數位資料無所不在，漸漸在政治場域形成一股力量，只是這股力量的好壞還得看政經結構、社群媒體的使用者如何運用。

社群媒體力之一：大數據有利政治選舉

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日前報導指出，網路能傳散給公民更多政治力量，但是新科技也帶來一定程度的風險。比起網路發起的運動和組織行動，日益成長、堆積如山的龐大資料對政治反而相對要緊。網際網路、智慧型手機、雲端運算使得傳播、收集、儲存和分析大量資訊更加容易，對政治戰場而言也日趨重要。

關於這點，美國選舉文化特別明顯，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克魯茲（Ted Cruz ）效法歐巴馬2008年的大選策略，在社群媒體大有所為。不僅善用推特標籤（hashtag）功能、臉書圖文並茂，更透過海量資料了解選民結構。因此，掌握越多選民結構並存在巨大資料庫，透過複雜的演算法，便能決定需要提醒誰去投票所或說服選民投給某位候選人。

社群媒體力之二：同溫層的集結力

《經濟學人》進一步指出，有關社群媒體對政治影響的質疑已然消退。隨著智慧型手機、傳訊應用程式和影音串流服務逐一問世，推特和其他社群媒體平台已經變成集體行動的中心。他們讓「同溫層」的人很快能找到彼此，訊息也容易傳散出去並進一步動員。而且社群媒體也使得初生的抗議行動在沒有組織領導人的情況下得以運作。

這些社群媒體特點顯然廣受歡迎，推特和其他社群媒體也使世界變成更民主的地方。社群媒體能賦予人原先沒有的力量與聲音，而且不只是在獨裁專制的國家。社群媒體強化了反對一切專斷的政治操作運動，如西班牙2011年的憤怒運動（indignados）、2014年的香港雨傘運動；再看看今年2月，社群媒體也促成美國平權運動「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2011年阿拉伯之春更是典型的案例，包括突尼西亞、埃及等阿拉伯世界國家皆是透過社群媒體發起民眾示威運動，只是突尼西亞至今轉型未成，雖展現社群媒體的集結力，也凸顯社群媒體容易參與而難促進深度改革的特質。但是，埃及民眾當時透過社群媒體串聯抗議活動，儘管當局一度切斷網路和電訊服務，最終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權也敵不過民怨而垮台。

社群集結的風險：恐怖組織規模擴大

但是，科技的影響總是好壞參半。社群媒體也導致更多令人感到困擾甚至威脅生命安全的集結行動，如德國仇外團體和伊斯蘭國（IS）活躍在各大社群平台，尤其是後者。伊斯蘭國非常懂得在社群媒體打造形象，組織成員互通有無，拉幫結派，串聯跨國攻擊，上傳破壞古文明遺跡影片、斬首俘虜影片，恫嚇世人。

事情總是一體二面，網路活動時常也留下可供分析的數位足跡。以推特為例，數百萬則推文便可以拼湊出激進主義份子的網路組成，再分析他們談論的話題、辨識哪些訊息至關重要。大量數位資訊對情報機關而言更是寶庫所在，特別是獨裁政權，也能藉此掌握人民行蹤。簡言之，政府和人民都在利用社群媒體監視彼此。

權力、經濟導致政治極端化

個人也能近用社群媒體資料集中權力，特別是美國的政治活動，候選人長期使用選舉資料去辨別選民，因為他們需要輕推選民一把，讓他們出門投票或說服改變選舉意向。因為社群媒體的出現，候選人現在可以精準鎖定目標選民。臉書也允許政治組織上傳選民名單和放上適宜廣告。

但是，這也可能加重政治二極化，把不同觀點的選舉人隔得更遠，意即同溫層的人集結越多，二極化的現象就越顯著。再者，如此的線上活動也不見得便宜和公平，候選人因著經濟資本的限制，二極化程度漸趨明顯，因為擁有優勢的不是坐擁多數資料的公司，就是金援較多的候選人。

資訊掌握在有權力的人手中

初衷為自治的網路烏托邦，旨在希望世界變得更民主，但原始網路應有的樣態和視野已經湮沒在歷史之中。社群媒體的出現提升個人的行動力和傳播能力。但可怕的是，資訊爆炸可能把事情或議題推展至另一方向，更脫離不了政經結構的束縛。英國牛津大學資料專家斯瓊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指出問題所在：「資料主要幫助已經握有資訊力量的人。」換言之，資訊集中在部分人手中可能破壞社群媒體和其他科技帶來的民主利益。

網路集體行動留下大量數位足跡，只要使用正確且大量的演算法，政府便可以探勘這些資料，這就是權力平衡的改變。2010年阿拉伯之春時，民眾得以在短時間內集結百萬人，但獨裁者也不會沒有堤防，因為他們也能夠反向監視抗議者，必要時加以干涉，藉此辨識最有影響力的運動份子。

網際網路剛出現時，政府是數位盲，有了社群媒體和大數據的加持，政府現在同時擁有望遠鏡和顯微鏡以觀察人民的一舉一動。《經濟學人》指出，目前也尚不清楚大數據是否能確保公民涉入政府事務更多，但在政治場域中發展中的新科技的確也會帶來不少問題，動輒得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