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鳳生觀點：演唱會轉型了高雄 ? 還是正在考驗高雄的治理能力？

​近年來，高雄幾乎已被重新定義為「演唱會城市」。​大型演唱會密集舉辦，帶動觀光、餐飲與住宿，新聞版面一再出現「​滿房」、「爆量人潮」的亮眼數字，​市府也樂於將此視為城市轉型成功的象徵。然而，​若只看到人潮與產值，而不正視風險與代價，​高雄恐怕正在用公共安全，替演唱會經濟默默買單。
​高雄是一座高二氧化碳排放層級的城市。鋼鐵、​石化與重工業長期集中，使其在全球城市碳排放排名中名列前段。​這樣的城市，本就承受較高的環境與公共健康負荷。​當數萬人次的演唱會活動反覆疊加，不僅是交通與治安問題，​更是對城市承載力的全面壓力測試。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演唱會的確具有強烈的正向需求網絡效果：​人越多，氣氛越熱，消費越集中，​個別參與者的效用與城市整體收益同步上升。但問題在於，​網絡效果從來不是單向的祝福。當需求高度集聚，​負面外部性也會被同步放大——交通壅塞、捷運超載、治安風險、​突發衝突，甚至是人為事故。

​近期發生的捷運與公共安全事件，正好點出這個結構性問題。​捷運被視為大型活動最有效率、也最環保的疏運工具，​卻同時成為高密度人流下最脆弱的一環。當人潮、情緒、​時間壓力同時集中，任何一個管理縫隙，​都可能釀成無法挽回的後果。這不是單一事件，​而是高密度活動治理不足的警訊。

問題的核心不在於「要不要辦演唱會」，而在於：​誰來承擔演唱會帶來的社會成本？

目前的制度現實是，收益高度集中在主辦單位、​經紀公司與特定產業，但公共安全、警力調度、交通管制、​事後清潔與風險後果，卻主要由地方政府與市民共同承擔。​這是一種典型的「正向網絡效果私有化、負面外部性社會化」​的結構失衡。

因此，高雄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口號，​而是一套具有誘因設計的活動治理政策。

具體而言，地方政府應考慮導入「先收費、再退費」的管理機制。​大型活動主辦方在活動前，必須先繳交一筆公共風險管理費用，​作為交通、警力、醫療與環境治理的預備資源；活動結束後，​政府再依據實際狀況——是否發生重大治安事件、​是否造成嚴重交通失序、是否超出環境負荷——​決定退還部分或全部費用。

這樣的制度設計，有三個關鍵意義。

​第一，它讓主辦單位在事前就「有感」，必須內部化公共風險，​而非事後才道歉。

第二，它創造誘因，鼓勵業者主動投入安全管理，​而不是最低限度配合。

​第三，它讓地方政府有實質工具，而非只剩宣導與加班。

​演唱會可以是城市的光榮，但前提是治理要跟得上人潮。​對一座高碳排、高密度工業背景的城市而言，​演唱會經濟不該只是熱鬧的表象，​而必須接受更嚴格的公共政策檢驗。真正成熟的城市，不是「​敢不敢辦活動」，而是能不能在熱鬧之中，守住安全的底線。

＊作者為國立高雄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為經濟學研究者，長期關注城市治理、公共政策與市場外部性議題。​ （相關報導： 韋安觀點：柯志恩被刻意低估的實力─解構2026高雄選戰迷霧揭底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