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紫宸觀點：廉價治理代價最高─政務首長該被檢驗的，從來不是薪資數字

每隔幾年，總會有不食人間煙火的立法委員跳出來主張刪減首長薪資，彷彿只要壓低薪資，政府治理品質與廉潔程度就能同步提升。這麼主張真的是「替人民看守荷包」嗎？然而，參照主要民主國家的制度設計與歷史經驗，這樣的直覺其實值得商榷。真正該問的問題，不是「給多少錢」，而是：我們是否建立了一套能讓高階政務首長有效解決問題、承擔責任，並帶領社會前進的制度環境。

從國際比較來看，新加坡雖常被視為高薪養廉的特例，其邏輯並非縱容權力，而是清楚承認：高度專業、承擔重大政策風險的公共職位，必須具備與私人部門競爭人才的誘因；相對地，政府也能更有底氣地要求績效、淘汰失敗，並將問責建立在制度而非情緒之上。

若認為新加坡體制特殊，澳洲與加拿大的經驗則更具參考價值。澳洲聯邦部長與加拿大內閣部長的年薪，折合台幣約在八百萬至一千兩百萬元之間，顯著高於台灣。這些國家同樣面臨國會監督與媒體審視，但其制度清楚區分政治責任與刑事責任，並有強大的文官體系支撐，讓首長能專注於政策方向與跨部門溝通，而非陷入日常瑣碎或過度的法律風險焦慮中。

反觀台灣，高階政務首長面臨高密度國會質詢、全天候的輿論檢視，以及行政裁量與刑責界線模糊的法律環境；然而，其年薪水準卻往往低於台積電資深工程師，更遑論與民間企業高階經理人相比。問題不在於民間薪資過高，而在於我們是否嚴重低估了「治理國家」所需的專業門檻與風險承擔。

「低薪高責任等於廉潔」的想像，早已被歷史驗證為迷思。明朝皇帝朱元璋曾將官俸壓至極低，並施以重典，結果未能消弭貪腐，反而逼出了官場「潛規則」的生存之道。當責任極高、風險極大，卻缺乏合理的制度保障與對價，官員往往傾向保守自保，導致治理品質惡化。這不是道德問題，而是制度設計的必然結果。

真正值得社會深思的，不是每年多支出幾百萬的薪資，而是目前的制度結構，是否正在進行「逆向淘汰」：讓最理性、最有能力的人才選擇遠離政府？當高階政務首長最安全的策略變成「少做少錯、不做不錯」，那麼再低廉的薪資，也換不回能開創新局的治理能力。

台灣真的不缺錢去支付那幾百萬的薪資成本，我們付不起的，是缺乏有擔當、能解決問題的政務首長，所導致的國家空轉代價。

＊作者為中華大學兼任講座教授 
（相關報導： 陸文浩觀點：共艦福建號航北上穿越台海，是返廠檢整？亦或接機參訓？ ｜ 更多文章 ）